中国Vs.印度：经济增长与国家能力

西风不相识

2012-05-14 09:07:00

今天下午，我旁听了由哈佛燕京学社、亚洲中心与费正清中心联合举办的“国家能力与地方治理：中国与印度之比较”圆桌会议。会议由上下半场组成，分别从宏观与微观视角来讨论中国与印度的异同。会议由燕京学社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Elizabeth Perry主持。现将我个人感兴趣的一些观点介绍如下。

让我从哈佛政府系助理教授Prerna Singh的发言谈起。从她的姓氏，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位印度美眉。她首先比较了反映中国与印度国家能力的一系列宏观数据，例如目前中国的孕妇生产死亡率为每10万人38人，印度为每10万人230人；中国新生儿死亡率为每千人11人，印度为每千人34人等。

尤其有趣的是，她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11年德里英联邦运动会的对比，生动说明了目前印度与中国在国家能力方面的差距。随后她比较了中国与印度在政治、经济与民族多样性方面的区别。例如中国是一党制、印度是多党民主制；中国的民族多样性远低于印度（根据ELF评分，中国为0.15，印度为0.42）；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水平均高于印度，且经济增长率的加速要比印度早大约10年等。她随后指出，造成目前印度与中国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出现显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尽管当时中国经济增速低于印度，但中国在人力资源与医疗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远高于印度。Prerna教授话锋一转，开始从长维度的历史角度来探讨中印在国家能力方面差异的根源。她指出，从秦朝建立开始，中央政府为加强集权而进行的努力，包括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发展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等，对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贡献卓著。根据她的统计，中国的核心部分（Chinese Core）在过去2220年内有着936年的大一统时期。而对印度来讲，在英国殖民者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或国家曾经统一过整个印度次大陆。统一历史的匮乏是造成印度人缺乏国家意识的重要原因。她进一步引用了福山教授的逻辑：一个国家统一的历史会影响该国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会影响社会针对国家目的而动员资源的能力，从而最终影响现代的国家能力。用句形象的话来讲，中国是强国家与弱社会的组合，而印度是弱国家与强社会的组合。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提出的观点非常鲜明有力。他认为目前针对中国与印度的国际比较存在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习惯用中国是一党制、印度是多党民主制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家能力的异同。其实，在一党制内部，也有比较民主化与比较集中化的时期，而在多党民主制内部，也有比较专制与比较民主的时期。例如印度虽然号称民主政治，但在1960至1970年代甘地夫人执政时期，实际上形成了民主体制内部的独裁与计划经济。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的历史均表明，当国内政治制度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时，经济增长率往往更高，尤其是人均收入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反之亦然。

第二个误解是，专家学者们喜欢用中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印度的原因。黄亚生教授形象地把这类经济学家称之为“机场学派”（Airportology）。他认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始于1990年代，而中国人均GDP增速显著高于印度，其实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在他看来，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中国的基础设施远比印度优良，不是因为中印政治制度的差异，而是中国有着更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他进一步指出，中印经济增速的差距，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远比印度政府重视对教育的投资。而目前印度政府陷入的误区似乎是，将过多的注意力与资源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而对提升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重视不足。由于民主政体下政府能够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上述格局可能会影响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起飞，这与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初期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与医疗）是分不开的。不过黄教授随之表示，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进行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原因并非经济增长导向的，而是政治导向的。黄亚生教授还相当幽默。当一位来自波士顿大学的中国学者介绍自己来自温州，并用温州案例证明基础设施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时，黄教授打趣道：“能够见到一位来自温州的学者，我非常惊讶”。这句话迎来全场笑声一片。
与会者随即对为何中印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差距展开了讨论。有学者认为，印度人力资本投资的匮乏在于缺乏适当的激励，尤其是低种姓群体看不到教育投资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解放后之所以愿意进行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除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考虑外，也与建立更好未来的理想主义情结有关。换句话说，中印两国在国家能力方面的差异可能与建国之后精英阶层的初始选择不同有关。而我个人认为，科举制的创立使得中国社会突破了门第制度（有些类似于种姓制度）的藩篱，帝王将相也可以出身于平民家庭，这使得中国平民阶层从隋唐开始就非常注重教育，这种文化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中国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可能会降低低收入阶层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Prasenjit Duara教授比较了中印建国以来的农业政策。两国建国之初的农业政策均具有恢复重建（Restorative）与再分配（Redistributive）的特征。但由于国会基本上由大地主组成，印度农业的早期投资与土地改革受到了较大限制。两国从1950年代中期起均选择了重工业化的发展策略。但中国主要是通过价格剪刀差，通过资源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来扩大投资。而印度则通过冷战时期美国提供的大规模食品援助以及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所节约的资源来扩大投资（195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末期，第三世界谷物进口占全球谷物产量的比重，由19%上升至50%）。截止2010年，中国仍有45%的劳动力留在农村，他们贡献了12%的GDP增长；印度仍有55%的劳动力留在农村，而他们贡献了18%的GDP增长。尽管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高于印度，但印度在土地与教育的不平等程度方面远高于中国。他的一个有趣观点是，2005年中国政府废除农业税，这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加剧了而非缓解了中国农民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对立情绪。
来自宾西法利亚大学的Deresh Kapur教授的发言也颇为有趣。他首先指出目前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两个重点分别是，从腐败到竞争能力，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其次，他用大量数据说明，从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印度的公务员、警察甚至军人的规模都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最近10年类印度的刑事案件与政治动乱均显著下降。一个有趣的图形表明，在每10万人中的罪犯比率，美国是700多人，中国是100多人，而印度仅为几十人（印度例外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强于印度政府，但最近10年以来，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概率却显著高于印度。这是为什么呢？Kapur教授认为可能存在三个原因：第一，也许统计数据存在偏差，即中国可能比较充分地披露了群体性事件规模（我看未必），而印度存在显著低报；第二，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快，中国人的政治诉求或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可能更强；第三，与中国相比，印度人民有更多可以发泄自身不满情绪的渠道，例如印度的媒体更加开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