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事件的发生与演变，读《虚拟的历史》
所谓“未曾发生的历史”。与之类似的种种思考，在史学上常常被称为“反事实问题”（Counterfactual）。虽然长久以来，传统的历史学家天经地义地认为他们所描述的历史应是那些必然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继续兴致勃勃地推演他们想象中的历史。 其实，“反事实问题”并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历史幻想游戏，相反则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其问题的实质便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可能性问题，对此的探究也未尝不是一种对史学写作模式的反省和重新审视。反事实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对偶然性的肯定以及对必然性的怀疑。换而言之，也是对所谓历史发展规律的彻底否定。 历史有规律吗？ 无论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预言，启蒙时代以来的进步史观，还是马列主义的“五段论”，乃至中国传统的“三世说”都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即“历史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虽然，它们彼此间差异颇多，甚至彼此敌对，但究其根本，它们都相信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某种规律。于是乎，我们似乎只要发现这条规律，那么便能运用它来预测未来的走向。 当波里比阿赞叹于“罗马精神”时，他笔下的历史便沦为罗马帝国帝国南征北伐的法理工具。怀揣着替天行道的“帝国责任感”，罗马人完成了一次次针对所谓“蛮族”的征服。在圣•奥古斯丁描绘“上帝之城”后，人们又将天国的最终降临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过去的种种都不过是在准备这一刻的来临而已。经过宗教改革和无数战争后，欧洲人迎来了“启蒙时代”，无论是维柯的《新科学》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试图以所谓理性的工具来重新描绘人类历史格局，为之设计一套精巧合身的模型。 至马克思处，这种思维算是“开花结果”，才会有了那种高度规律化的 “历史唯物主义”。于是乎，国内所谓的马哲教育才会如念经似地在哪儿叨念“历史必然和偶然的混账辩证法”。然而，即便是那些猛烈抨击马共的“自由主义者”在有意或无意间也在延续那种寻求历史规律的执著。于是，才会有福山之流的“历史终结论”以及亨廷顿津津乐道的“文明冲突论”。 但这些几乎追寻乌托邦的努力终究宣告失败。正如卡莱尔所言：任何概括性的所谓规律都是线性的，而事件却是立体的。在整体的事件中，每一个因素都与其他因素交织联系在一起，任何关于规律的奢谈，都势必意味着割裂那些业已纠缠在一起的事件因素。 如果你觉这段有些难懂，那就让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理解。我们口中的历史对于历史的当事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处在昨日的他们对所谓历史事件的认识和今日的我们是否一致？ 比如七七事变发生时，当时的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今天我们翻开教科书，晓得此事件意义如何之重大，但对于1937年7月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所谓“七七事件”只不过是一桩局部冲突。这在当时的华北时而发生，并不为奇。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翻翻七七事件一周乃至半个月内的全国各大报纸，无论是《大公报》、《申报》都未把此事当作重大新闻处理，甚至在最初几日都未能“荣登”头版。 直到7月底，全国舆论都认为此冲突能够在短期得到政治解决。窝在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也都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失望表示：已经失去了“出师抗战，打破局面”的机会。直到淞沪事起，所谓“全面抗战”这才真正“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此之前的时段中，任何小小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整个事件走向发生变化。我们眼中所谓“七七事变”的伟大意义乃是日后所赋予的，对于当时当地的人来说则根本不存在。对于未来，我们只能预测其可能性。而对于先人们而言，我们口中的“历史”便是他们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发明所谓“规律”，奥秘完全是在于如何巧妙地编排和解释事件间因果关系。那些教科书上所谓历史事件的意义乃是被赋予的，而这种安排往往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考虑。 反事实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假设之目的并非草率地窜改历史，而是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事件的发生与演变。《未曾发生的历史》便是提供一个良好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