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企业家以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就意味着什么。读《如何改变世界》

风雪夜人归

2012-06-11 17:20:00

译序

2003年我从商场退休。休养的同时，思考后半生的计划，并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正苦于难以找到现成的中文书籍，通过朋友得到了英文版的《如何改变世界》。这是一位美国记者花了数年工夫遍访许多国家的公益组织，再汇集各领域的精华案例与代表人物写成的。翻阅之后，我应承翻译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好书，也借此作为自己在公益领域的强化入门课程。

开篇遇到的第一个“新词”是Social Entrepreneur----我将其译为“社会企业家”。我觉得书中所记叙的人物更适合“社会企业家”的称谓。他们以改善社会造福人群为自己的事业，执著地经营所认定的“社会企业”，不投机，不放弃。他们选择的“社会企业”领域多处在非主流的社会边缘地带，那里没有商场的红火热闹，寂寞与孤独是常年的气象。他们的经营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些艰辛、荒芜、穷苦的世界角落，为那里的人群建立更适合生存的条件和权利。尽管书中已有详尽生动的记述，这里还是忍不住先举几例：
---巴西的法维奥·罗萨，1982年至今，凭孤身一已之力，在巴西各地为贫苦牧民架设起了太阳能发电系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轮作放牧体系，能够得到光明，并使巴西无树大草原的环境得到保护。
---印度的杰鲁·比利莫利亚，她创建起了儿童热线---为印度成百上千万的流浪儿童提供24小时求援的热线与紧急响应系统。儿童热线自1996年开始在孟买运行，到2002年已经扩展到30个城市，接听了成百上千万个呼救电话，救助了无数流浪儿童。
---美国人詹姆斯·格兰特，从1980年起直到1995年逝世，作为联合国保护儿童组织的负责人，他构想并协调主导了全球保健方面的一些重要变革，使所有地方的儿童都能享受到一些简单而低成本的保健措施，挽救了至少2500万儿童的生命。
---还有，为残疾人创办生活与工作社区的匈牙利的伊丽莎白·赛凯尔斯，帮助低收家庭的孩子提高升学能力与机会的美国的雅各布·施莱姆，照护艾滋病人的南非的维洛尼卡·霍萨，争取残疾人权利的印度的贾维德·奥贝迪，寻找、发现并支持社会企业家的彼尔·德雷顿···
---还有，我无比崇拜的孟加拉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他20年前创始的“微贷革命”已经遍及全球，使成千上万赤贫者获得借贷的权利，并因此而能够自主谋生，摆脱贫困，改变命运。
这些“社会企业家”是我的榜样。我敬慕他们的成就，敬慕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敬慕他们的坚守。他们应该是更多人的榜样。书中的榜样并不遥远，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与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一个时代。我相信，本书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的意义远不止于榜样的影响和感召，如第十六章“革新型组织的四种实践”，以及第十八章“成功的社会企业家的六种品质”，对于中国的公益组织以及中国的社会企业家们，就具有参照和借鉴的具体功用。
奉献、爱心，是人类公认的美德，也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根基所在。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更难的是，将好事做成可以使人类持续受益的事业，从而使世界因此变得更好。
我自学英文，基础薄弱，上手才知有力不逮。做不到“信、达、雅”，只有兢兢业业地做到“诚”。惟愿我的诚心与努力不至有损本书中那些社会企业家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晓燕和徐晓，她们使得我得以与此书结缘，也是通过她们的不懈努力和帮助，本书中译本才终于结束两年之久的蹉跎辗转而得以出版。我还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编辑一个业余译者的第一本译作，一定是格外烦难的。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吴士宏

2006年3月21日

读点：最重要的事，决不能任最不重要的事支配

跋这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在2001年9月一个意味深长的早晨，我在去上班的路上，在纽约的第二十七条街和第六大街拐角处向南拐时，看到世贸大厦浓烟滚滚。在911刚刚过后，我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写这本书了，因为书中乐观的基调简直是天真到无以复加。
但是大约6个星期后，10月初，我在纽约出席一个讨论会，问题的焦点是：“希望源于何处？”911以后，那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曾在这个城市里到处走，凝视着墙上、汽车站上和电话亭上出现的那些传单。那些传单提供了失踪人员的体征描述与照片，他们的亲友期盼着，他们没有丧生双塔。当时，新闻里播放的都是基地组织、炭疽病和对美国满怀仇恨的基地匪徒。
房间里的许多人都很气愤，还有一些人在谈到未来时很绝望。听着那些讨论，我开始想到最常出现的那些影像：恐怖分子，基地分子，失去理性的匪徒，落后的社会，都是同样的那些形象。但是同时，在我头脑中分庭抗礼的另一些形象是，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印度，那些为了造成积极的变革，正在有力地、胜任地工作的那些人们。一天上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图片，在孟加拉的达卡，一帮乌合之众在喊着“美国完蛋”，而我马上想到了，在过去的20年里，在那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2万个组织，它们向贫穷斗争，为了提高教育水平，为了促进妇女权益而斗争。
甚至在那些专制社会里，民营部门仍处于边缘状态，并受到严格限制，但它们也在集聚力量。当我会想起这一趋势时，我想到，尽管正在随时受到如此的威胁，但是，也许采取守势的是那些基地分子，而进步的民间力量与社会企业家们将拥有历史。无疑，过去20年制造出的社会企业家们要比恐怖分子多得多。
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暴力得到的关注要多得多。
在这方面，自从911以后的两年中，变化甚微。到现在，美国人已经变得习惯于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形象了；许多人已经变得习惯于橙色的国内恐怖警示了。肯定，这是非常时期。但是，即使不是在非常时期，正在涌现的民营部门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事迹，也没有为人所讲述。也许他们是太分散了，无法搬到电视屏幕上。然而，当我打开新闻的时候，这类报道的阙如，使我所接收到的这个世界的影像，看上去就像一张被篡改的照片--就像是一张数字化的风景照片，上面有一片树木---最美丽的东西---被删掉了。而这是我好奇：如果人们能够看到其余的树木，如果他们得知正有那些变革的种子在全世界扎根生发，他们是否会感受到更多的鼓舞？他们是不是更关心政治？他们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选择是否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们是不是会减少恐惧？他们是不是会为他们的孩子想象出一种更光明的未来？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可怕的世界后面，有一个令人激动的世界”，薇拉科尔代罗告诉我说，“全世界的人们都需要看到它---就如同他们需要喝水，需要呼吸一样。”
在大学学新闻时，我学到的是，新闻可以定义为“破坏稳定的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企业家是有新闻意义的。他们就是破坏稳定的力量：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他们对现状与陈规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在911后的世界里尤为重要。如果说有一种针对恐怖分子的完美对冲力的话，那么它就来自于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显示出了建设事物，而非毁坏事物的力量。他们正在解决当今世界的那些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缺乏教育，妇女缺乏权利，坏境的毁坏，贫穷。
如果我从这本书中有一种领悟的话，那就是，那些解决问题的人，必须确立一个信念，即他们能够解决问题。这种信念并非突然出现的。个人身上能够造成重要变化的能力，是由具体而微的那些小规模的努力逐渐积累而成的。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开始——一个故事、一个例子，需要初尝成功的滋味——某种东西，来帮助一个人形成这种信念：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可能的。那些据此信念行动的人，又将它传播给其他人。他们具有奇妙的感染力。必须将他们的故事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