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谷歌承诺会做得更好。

全球逾2万名员工走出公司办公室，抗议谷歌向多名被控在工作场所性骚扰的高管支付了1亿多美元。对此，这家科技巨头表示歉意，宣布将彻底改革其不妥的性行为政策，并表示将更加支持那些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表示担忧的员工。

但在这场历史性的罢工结束近一年之后，十几名谷歌现任和前任员工表示，还是有很多人会害怕提出工作场所里出现的问题，因为他们很怕遭到报复。这些员工表示，谷歌仍在继续隐瞒，而不是直面性骚扰、工作安全等各种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涉及到高层管理人员或高风险项目时。而在外媒此前获得的一份未公开内部文件中，又有数十名员工表示，当他们向谷歌人力资源部门提出投诉时，反而遭到了降职、开除或被安排在不太理想的岗位上进行报复。

谷歌的一位发言人说，该公司知道这份文件，但拒绝就该文件或任何据称存在报复行为的具体案件发表评论。谷歌人力运营副总裁Eileen Naughton在一份声明中为该公司处理不当行为指控的方式进行了辩护。

Naughton说：“举报不当行为需要勇气，我们希望为提出担忧的人们提供关怀和支持。所有向我们报告的不当行为都会受到严格的调查，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简化了员工提出担忧的过程，并为谷歌的调查行动提供更多透明度。在处理投诉和采取行动方面，我们会努力做到最大的透明度。”

自4月下旬这份报复文件开始在公司内部流传以来，谷歌的员工仍在继续使用内部文件分享与性骚扰和歧视有关的类似报复案件。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在一份专门讨论心理健康的匿名群发邮件中，仅在过去几个月里，至少有7篇关于报复的邮件被分享开来。

由于许多员工不愿意通过官方渠道举报那些违反人力资源规定的行为，他们转而使用匿名平台，如这些群发邮件，以便与同事沟通。但一些非官方的讨论平台，比如之前由员工运营的投诉分享通讯平台，现在正由人力资源部进行监管。有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行为让事情变得更糟。

前谷歌工程师、公司内部问题活动家Liz Fong Jones表示：“总的来说，谷歌有一种文化，人们害怕与人力资源部交谈。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害怕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份文件和采访反映了最近几个月里谷歌出现的一些情况。两名谷歌罢工运动的组织者说，他们因行动受到惩罚，离开了公司。一位前设计师发表了一份被广泛传播的备忘录，声称她因休产假而受到歧视。与此同时，一位前法律部门员工报告说，在与Alphabet首席法律官David Drummond育有一子后她被挤出了公司的工作岗位。David Drummond被指控与多名员工发生婚外情，这违反了谷歌的政策，但Drummond否认了这些说法。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内谷歌的采访、文件和发表的报道显示出，该公司在各个方面举步维艰。由于谷歌对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不妥处理，其员工表示谷歌疏远了他们。因此，谷歌也在成为越来越多反垄断审查的目标。美国总统和政客不断对该公司提出毫无根据的政治偏见指控，活动人士和雇员也都在批评有争议的政府合同。

媒体审查的文件中的有45项报复指控，是员工在两周多的时间里围绕4月底反报复静坐抗议活动收集到的。这45项指控中只有少数是以前公开过的。

超过60%（28起案件）的报复指控，与经理或同事的骚扰或歧视有关。其中有6项指控具体涉及性骚扰，1项指控涉及殴打。其余的问题则源于谷歌的工作文化、代码审查以及所谓的不道德工作行为。

文件中几乎所有的指控都具有类似的模式。员工向人力资源部或其经理提出了一个内部问题，但在员工报告了这个问题后，他们却受到了间接的惩罚：负面的绩效考核、降级，或者从理想的项目中被撤职等等。在几起指控中，有员工写道，人力资源调查拖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都没有结论，与此同时，他们却被迫继续与所谓的骚扰者合作。

谷歌的一位发言人驳斥了这些说法，并表示，如果一名员工在进行人力资源调查的同时，对目前的职位感到不舒服，公司会提供资源帮助他们在内部调到不同的职位上。

几名员工表示，由于报复，他们遭受了心理健康或其他医疗问题，这往往对他们的工作表现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人还报告说，在他们提出担忧或报告在工作中受到的虐待之后，他们的职业发展遭遇缓慢或完全停滞。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情况都很可怕，”一名谷歌员工如是说道，他查阅了这份文件，并表示他们在谷歌也遭遇了同样的报复。

迄今为止，谷歌面临的一些最引人关注的员工报复指控，基本都围绕着政治偏见。2017年，谷歌前工程师James Damore因在工作中撰写和分享一份备忘录而被解雇，他指责公司存在歧视，该备忘录延续了错误的性别刻板印象，并辩称男性在生物学上比女性更适合在科技领域工作。最近，两名前谷歌员工也指责该公司对保守派有偏见，还会对保守派的政治信仰进行报复。尽管他们的抱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可信，但这些指控支持了特朗普总统和保守派媒体的说法，即谷歌的产品对保守派有偏见，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公司开始对谷歌员工在工作中可以谈论的话题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但外媒所查阅的几十项指控中，大多数都不是政治性的。除了一项报复指控外，文件中列出的所有指控都与政治无关。相反，这些案件处理的是诸如经理性骚扰员工或助长敌对企业文化等问题。

一名员工在文件中报告说，当他们告诉经理，一名高级管理者对他们进行性骚扰时，经理声称他们“反应过度”。随后，人力资源部门展开调查，但该员工表示他们的经理因此惩罚了他们，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员工的升职要求。而在人力资源部门最终发现该员工遭到骚扰和报复的证据后，他们只是向被指控的骚扰者和经理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允许他们继续在谷歌工作。

“我被要求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拒绝了，”该员工写道。

另一名谷歌员工写道，她的老板说她是一个“情绪化的女人”。由于性别偏见，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晋升。当她向人力资源部门报告这一情况时，最终被调到了另一个经理下面。但与那些她认为与其业绩评估相符的男同事相比，她的薪水仍然较低。（谷歌对绩效评估进行了标准化分类，如“超出预期”。）

“我的同事总是告诉我，‘保持安静，做好你的工作，’”这位女员工写道。“‘直言不讳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谷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员工写道，他们试图提出自己对“谷歌发生的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的担忧。对此，该员工声称，如果他们继续追究所谓的道德问题，人力资源部就会“暗中威胁”称他们的移民身份将面临风险。

这位雇员写道：“幸运的是，我的移民身份不再依赖谷歌。”但正如该员工所见，这起案件表明，人力资源部门涉嫌“利用员工的个人弱点，平息担忧、保护施虐者、报复那些敢于直言的人。”

从表面上看，谷歌有一个全面和透明的程序来报告有关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指控。员工们并不缺可以求助的团队：人力资源部门，匿名热线，或管理层。谷歌表示，自罢工以来，它一直在努力让员工投诉变得更方便：它将资源放在一个单一的内部登录页上，组建了一个新的调查关怀团队来指导员工完成这一过程，并在年度内部共享错误行为教育报告中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案例分析。

但接受采访的现任和前任员工表示，提出索赔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将招致管理层或人力资源部门的惩罚。他们的叙述与最近离开公司的其他知名谷歌员工的叙述如出一辙，包括罢工组织者Meredith Whittaker和Claire Stapleton、工程师和活动家Liz Fong-Jones和Jack Poulson，他们因对公司表面化的道德感到担忧而选择辞职。

罢工结束后，Whittaker表示为了保住工作，她被要求“放弃”自己在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工作。Stapleton说，她的经理选择“无视”她，降了她的职，并暗示她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选择休病假。

Whittaker表示：“Claire和我的说法在其他人中也得到了回应，相似的情况源源不断。如果你真的想阻止性骚扰之类的事情，你需要先解决报复问题。因为如果大多数举报者遭到报复，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这个过程。”

Fong Jones说，她在2月份写了一封公开辞职信批评了谷歌的文化。然而，人力资源部强迫她提前六周离开公司，理由是她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一项政策。

Fong Jones说：“他们基本上是在我的管理层反对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虚假的政策，逼我离开。我怀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参与组织了员工罢工运动。”

Poulson表示，当他在对Project Dragonfly的担忧未果选择辞职时，管理层给了他一个选择：如果他对自己辞职的原因保持沉默，他的“政治立场将得到原谅”，重返公司的大门将永远为他敞开。

但与这些更知名的谷歌员工不同的是，该公司的大多数员工没有得到一个强大人权组织的支持。他们正在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这些战斗通常是关于职业生涯中破坏公平的事情，比如被经理骚扰或欺负，他们感到无力寻找报复的途径。

“我担心的是那些鲜为人知的人，”Fong Jones如是说道。

由于谷歌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越来越大的争议，这家一向以开放式工作文化著称的公司已经开始压制员工的言论。谷歌员工对雇主的抱怨如此公开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因为该公司有一个开放的辩护标准。一位消息人士称，就谷歌给予员工的言论自由而言，谷歌在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中历来是“最不坏”的。但他们担心情况正在改变。

今年8月，谷歌发布了一套新的社区指导方针，警告员工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做好本职工作”，“不要把工作时间花在讨论非工作话题上”。这些新规定与谷歌曾经的做法截然不同，新的指导方针让一些员工感到担心。该公司曾表示，根据联邦劳动法，员工仍然可以就工作场所的问题进行沟通，但目前尚不清楚，当涉及到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有争议的公司项目时，他们将如何具体执行这一规定。

2018年5月，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接管了之前由员工运营的、被广泛阅读的新闻板“Yes, at Google”。这一平台最初是在一年前由一名员工创建的，目的是在面对质疑时肯定“是的”，即使在谷歌这样的公司，员工也要应对歧视问题，公司还有改进的空间。

Poulson表示：“我肯定每周都在读，这是一份很接地气的文件，可以用来衡量办公室内的骚扰程度。”

但当创办该平台的员工将其所有权移交给人力资源部门时，许多员工担心，他们分享的信息将不再是匿名的，人力资源部门正在忽略或淡化负面报道。

谷歌否认了这些说法，并表示，接管这一平台是创建者的要求，因为该员工缺乏维护这一平台的带宽。但此举加剧了员工的担忧，即谷歌管理层可能会对反馈内容进行审查，并试图掩盖内部争议，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任和前任员工表示，人力资源部门的介入实际上终结了这份简报的实用性。Fong Jones说:“一旦HR接手，匿名的承诺就不再算数了。”

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即使新闻板是由员工管理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会对要求其进行调查的意见书进行去匿名化处理。

不管这一变化背后的环境如何，内部员工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证明，一旦HR开始接管新闻板，员工提交的投诉抱怨就会减少。这一转变验证了谷歌部分员工的说法，即他们不信任人力资源部门会站在他们这边，因为担心遭到报复，他们害怕举报骚扰和其他工作内部问题。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谷歌员工在内部列表中“允许”或“不允许”说什么，而在于员工报告问题时发生了什么，以及管理层是否真正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谷歌在处理内部投诉方面遇到的困难并非新鲜事。早在2015年，谷歌前工程师、微软现任工程经理Erica Joy Baker和她的一些同事就为员工们创建了一个电子表格，用于报告他们的薪水，以更好地了解少数族裔和妇女的薪酬不平等。她说她的经理因此惩罚了她，拒绝给她发奖金。Baker并不责怪她的前任经理，她说她的前任经理也是受到了上级的压力。相反，她对谷歌自上而下的文化提出了异议，这种文化压制了员工的反抗。甚至在谷歌力争改善的领域里，这种文化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多元文化。

Bake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相信谷歌就是这样运作的，这就是谷歌的政治。这很难改变。因为这种存在方式是公司的组成部分。”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消息人士的回应，他们对管理层的领导选择持悲观态度，特别是当像Drummond仍在掌权中。Drummond曾被指控滥用职权，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当被问及罢工后谷歌的文化是否有所改善时，一名员工表示，他很高兴看到该公司做出的重大让步，比如结束强制仲裁，将承包商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但他也表示，他仍在不断听到来自同事的办公室报复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性骚扰的故事。

他说：“这是谷歌的形象，也是谷歌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