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华为对外披露了任正非于2019年7月23日接受BBC故事工场纪录片采访的全部内容。

任正非在采访时表示，今天美国在通信产业失败，不要归罪于华为的崛起，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90年代，世界无线通信崛起时，美国是世界最伟大的科技强国，它强制性推行CDMA和WiMAX，就像今天美国在全世界动员大家不要用华为5G一样，到处动员其他国家用CDMA和WiMAX。世界潮流3GPP是正确道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导致美国通信产业没落了。

任正非回顾了华为发展的好几段历史。2000年到2008年八年间，国家迟迟不上3G，个人顶不住内部压力，精神很痛苦，几近崩溃，因为他坚定不移走3GPP、GSM、UMTS道路。

在回顾非洲市场时，任正非说：“为什么非洲能接受我们？因为战争，西方公司全跑光了，非洲要设备，我们就可以卖给非洲。还因为瘟疫、极端环境……，我们能卖一些产品，积累了一些海外的成功经验。今天我们提拔干部，都是要求在非洲等海外艰苦地区工作过，用的是美国军队对军官的考核标准，‘上过战场、开过枪、受过伤’来确定干部有没有被提拔的资格，海外成功经验必须是一个指标。否则海外的人艰苦奋斗回来，都让在‘花前月下’的高素质干部把官职夺走了。”

华为为什么一直重视对研发技术的投入？任正非说：“只有加大研发战略投入，才能消耗利润，每年至少投入150-200亿美元。我们把钱投资到未来，并不是把钱都分给员工，让员工变得胖胖的，然后都不干活；也不是分给股东，大家懒懒的。”

任正非认为，华为公司的价值体系理想是要为人类服务，不只为金钱服务，这与华尔街有一些区别。第二，不为员工服务，这与欧洲也有区别。

2019年7月23日

任正非：辽阳化纤厂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确定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从油头到化尾的成套化纤设备。当时中国经济比较困难，政府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套化纤衣服而引进了这套设备，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当时中国国内处于混乱时期，地方工程队伍都不愿意去这样艰苦的地区承担工程项目，中央只好调军队去做这个工程项目。军队进入这个地方时，主要是很欠缺技术上的人才，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学校没有多久的人就成了人才，好赖比不懂的人懂一点。

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是，东北缺少吃的，全年都是杂交高粱米，那时冬天半年都吃腌的大白菜和萝卜，主要问题是没有肉，很少一点点油，老百姓每个月只有三两油，我们是一斤，条件很艰苦。二是，几万部队突然进入荒山野岭，没有房子住，所以要搭一些简易的房子。那时候不像现在搭简易房子这么容易，那时很难，冬天地基没有做很好，房子沉降开裂，冷风可以进去。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担负的工程非常先进，自动化程度很高，这形成了“冰火两重天”，非常先进的工程，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

那时中国不太重视文化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把教育搞乱了，唯有在辽化这个地方，从中央领导到省市各级领导，都号召我们读书、学习，因为不学习就搞不懂先进设备如何工程安装、如何调试好仪表，完成生产。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感到这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有学习的机会，再苦也不觉得苦，我们觉得还挺幸福，当时看技术书在这儿不算犯错误，是不容易的。

任正非：这种设备法国是有的，我们有专家在法国看见过，他给我描述了这个仪器大概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先从数学来推导整个仪器结构，包括一些偏微分方程。我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请教我的数学推导是否正确，有没有可能成功。这位数学教授给予了肯定，认为能成功。我回来再继续设计整个系统。这个仪器最主要是为了检验法国进口的仪器仪表用，当时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检验仪器，所以做了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成功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我个人认为，我的发明只是一个小发明，谈不上多么重大，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人发明，国家就把我那时的小发明捧成了大发明，给了大英雄的荣誉称号。

任正非：44岁创建华为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是盲目下水的。我们离开军队以后，走入市场经济，非常不适应。我们和西方退役军人走入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区别。因为西方军队虽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化，但社会是市场经济化，他们耳濡目染都会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因此他们从军队退役到企业去工作有一定的适应性。我们完全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出来的，军队一分钱都不能赚，都是老老实实的。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到市场经济后，十块钱买来的货物，要卖十二块钱？肯定是骗人家的。当然，那时我们不知道有运作费用、财务成本、税费等，不懂这些，所以到地方来非常不适应。甚至连什么是超市这个名词都不懂。

如果说创业之前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年龄，总比年轻二十多岁的孩子经历的风浪多一些。在文化革命中，我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难很大，所以在市场经济时代虽然遭遇困难，还是觉得能够承受。就这么一点，此外，没有任何技能可以支撑我来创立华为。

任正非：其实我们已经是无路可走，由于我那时工作做得不好，别人不要我了。深圳科技局说，你原来是搞科研的，现在可以来搞科技企业。我们自以为搞一点技术还可能，所以走上这一条路。今天看来，当时是太无知了，因为无知才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就没有退路，退回去只能靠劳动力再发展，因为任何资本都没有了，我转业的费用全部用光了。

任正非：70年来，中国退伍的军人有5000多万，退伍军人都要再就业，我是其中的一个。美国所有退役军人也要再就业，这是一样的。离开军队以后，我与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民用业务。外界这种推测没有什么道理。

任正非：华为创业注册资本是21000元人民币，当时我们家的转业费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所以我找了几个人集资。后来公司发展到小有规模时，他们要退股，要分公司很多钱，他们通过法律诉讼手段获得很大赔偿。他们都退出去了，公司就变成我一个人的公司，我就开始把股份逐步分给员工了。当时退股的法庭判决都在公司有记录存档，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些记录。这里没有国家一分钱，就是几个人凑的钱，我自己不可能有21000元这么多钱来创业。

任正非：第一，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宁可员工多吃一点苦，一定要维护客户利益，这样客户基本上能接受我们。那时可能还不止几百家公司，能够生存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实在太供不应求了，就连落后的东西都会有人购买。那时我们去代理销售香港鸿年的交换机，当时它在模拟电子技术中还算比较好的产品，我们自己也比较努力，积累了原始资本。然后，我们并没有消费到自己身上，而是用于再投入，再建立服务体系，改善客户利益。2000年，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当时租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生活。想象一下，十几年前我还没有房子住，福布斯还说我是大富翁，不能理解。

我父母亲都没有得到很好照顾，父亲在街上买了过期饮料喝，导致拉肚子而去世。母亲担忧我，政治风浪比较大，福布斯说我很有钱，母亲问钱从哪儿来的，她很担忧，在菜市场往家走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处在那种历史阶段，我们把所有原始积累都投入到未来的发展中，从这点来说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别的公司赚了钱就去消费了或投资其他领域了。

第二，我们对供应商很诚信，卖的钱及时还给这些供应商，供应商相信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货优先给我们，这样解决了没有资金、先买进再卖出的问题，使华为在发展中扩大了一些可能性，在这方面，香港的鸿年公司对我们的成长是功不可没的。

任正非：在我人生受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在深圳国营企业工作时被坏人骗走了钱，因为打官司请不起律师，我自学了很多法律书籍，包括欧美法律、大陆法律，就准备自己做律师去打官司。这段经历我明白了两个道理，市场经济一边是货物、一边是客户，两边要交易，中间就是法律。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掌握客户，只能掌握货物，怎么办？我们要研发。另外，我们最早代理的交换机是BH01，珠海一个小公司的产品，它看我们卖得好，就不给我们供货了，就像现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一样。后来有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转向卖香港鸿年公司的HAX机，卖得很好的时候，它们也不供货了，逼着我们自己做通信产品。我们就在这样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下，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在华为公司经营有起色后，我也帮原来工作的公司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Nicola Eliot：如果当时自主研发没有研制成功，潜在风险在哪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任正非：因为那时我们无路可走，根本没有想过“研制不成功会怎么样”，还是相信我们会研制成功。那时是模拟通信设备，并不是很复杂，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的。第一阶段是从宾馆酒店用的40门交换机开始，40门成功以后，我们就有信心研制100门交换机，后来是200门。应该说，我们是一步步往高处走，并非一次就做出大产品。

任正非：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知识都是读一本南京邮电学院的教科书，是陈锡生教授写的。大家读教科书来做交换机。

任正非：那时我们根本不具有与西方公司竞争的可能性，最主要还是从给招待所、小酒店使用的小交换机开始起步，而且是模拟交换机，逐渐做大，积累很多年以后，才开始能做数字式交换机。

任正非：这是一段历史。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无线通信标准（CDMA、GSM……）的选择上，都是处在矛盾之中。由于当时国家不给中国电信发无线牌照，他们就把在日本淘汰的PHS技术，在中国做成了小灵通。我们当时判断小灵通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没有前景，就没有做。CDMA我们做了，但是没有做IS-95这个落后体系，我们做的是1X。但是中国市场招标只要IS-95，不要1X，所以我们落选了，没有获得中国市场的选择。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是挫折。

从2000年到2008年国家决定上3G，这八年期间，我们决定无线的路线时，我个人精神很痛苦，几近崩溃。因为我坚定不移走3GPP、GSM、UMTS道路，不走那两条路。我不怕来自外面的压力，外面怎么压我，我都不怕，还是坚定走下去。我害怕来自内部的压力，内部不断有高层写信、写报告给我，“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那八年，我是度日如年，这个决策没有其他人承担责任，必须要我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那八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能赚钱，看到我们自己比别人困难多，外面大量文章都是讽刺挖苦我们的，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八年以后，中国终于发放3G牌照，一下子把我们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当时，并没有觉得我们胜了，只是压力减轻了，我们的设备可以用了。

当时我们在中国市场没有机会时，就把大量精力投到海外，开始海外市场的很多年，都见不到客户，更不要说合同了，挣不到钱。那时正是中国假羽绒衫……假货卖到俄罗斯去的时候，俄罗斯邮电部长说了一句话“中国有什么高科技？除了假货，什么都没有”。我们背负着自己的产品，还要和中国卖假货的人混在一起，让客户认同我们，这个时期很难。但是如果不打开海外市场，我们在中国又没有市场机会，就会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当时我个人长年累月在非洲、拉丁美洲出差，家庭往来和联系非常少。对这段历史我很懊悔，因为小孩正在成长时期，希望爸爸带着玩游戏、躲猫猫，我没有做。我好不容易从海外回来，累得喘不过气来，就躺在床上睡觉。所以，我与小孩没有好好交流，但这是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

2000年左右，海外才开始有人买我们一点点设备，给我们一点点合同，才有机会体现华为的服务精神，慢慢客户就接受我们了。那时我们谈不上“优良”两个字，我们还达不到和西方公司一起竞争的水平。非洲为什么能接受我们？因为战争，西方公司全跑光了，非洲要设备，我们就可以卖给非洲。还因为瘟疫、极端环境……，我们能卖一些产品，积累了一些海外的成功经验。今天我们提拔干部，都是要求在非洲等海外艰苦地区工作过，用的是美国军队对军官的考核标准，“上过战场、开过枪、受过伤”来确定干部有没有被提拔的资格，海外成功经验必须是一个指标。否则海外的人艰苦奋斗回来，都让在“花前月下”的高素质干部把官职夺走了，这样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行。这种循环虽然不一定最好地使用了优秀人才，但是构建了第一批坚强的队伍。所以，今天我们的队伍很坚强，美国这么强的打击，我们公司不仅不垮，还士气高涨。

失去中国市场机会的这段时间，我们走向海外，但是回来以后，中国又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又具备了从海外调一些优秀将领回来“杀回马枪”的机会，又在中国重新获得成功。

任正非：最早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然后不断进来一些人，根本就没有规则。比如我说“你涨多少工资”，就定了，当然会有利于一些人，也会伤害一些人。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需要起草非常多的文件来规范公司，但我没有起草文件的能力，我个人在军队从事技术工作，没有从事过管理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前进，所以还是起草了很多文件，但觉得这些文件不规范，不利于华为成长为大公司。

那时我们认为华为应该可以成为大公司，所以请了IBM、埃森哲……几十个顾问公司来给我们做顾问。顾问费每个小时是680美元，那时我们员工的工资每月只有5000多元，相当于顾问一个小时的工资。但是为了明天，我们必须要向人家学习，要承认人家的价值。我们派了很多人学习，当时学习的人中也有不好好学习的，有些投机分子以为学了就可以怎么样，看到别人在市场上升官，做了一半就走了。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完全做到底，这是一个缺憾。

但是有一个项目学到底了。IBM对于我们的财务和审计进行咨询时，当时孟晚舟还是一个“小萝卜头”，她做了项目经理，二十多年和IBM等顾问接触下来，把财务做得很好，而且超越顾问的指引，管理水平、标准更高了。现在华为的财务质量水平应该比很多西方公司高得多。现在有一些大顾问公司和我们说“不要一分钱来做顾问行不行”，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还要给他们讲课，还费劲。

我们自始至终向西方公司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今天美国打击我们的时候，大家看到华为公司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因为大量系统已经接受了这个体系，能够自己理解，自己融汇。大量向西方学习，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任正非：因为我们自己预判，按照当时发展的状况，我们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迟早会和美国对抗，那时美国一定会打击我们。希望卖给摩托罗拉，就是为了戴上一顶美国的“牛仔帽”，公司还是几万中国人在干，也是体现中国人的胜利。资本是美国公司，劳动是中国人，这样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卖给摩托罗拉，当时谈好的价格是100亿美元，已经签了所有合同。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我们有一部分人想将来去做拖拉机，当时中国拖拉机厂正处于崩溃的时候，我们想把洛阳等所有拖拉机厂买下来，当时中国的拖拉机1000美元一台，但是有问题，总漏油、发动机不耐高温。我们用向IBM学习的IPD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拖拉机价格提到2000美元。我们不可能颠覆汽车产业，但可以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第二，绝大多数人继续走通信道路，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都是光荣的。但是，这件事情可惜没有成功。

我们预测“迟早和美国交锋”是正确的，现在交锋了，实体清单禁止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卖给我们，甚至墨西哥的麦当劳都不卖给我们，很极端。我们自己美国公司的东西也不能用，我们员工也不能与我们美国公司的员工讲话，否则就是违反美国实体清单。这种极端情况，我们当年判断会出现，现在真出现了，我们有预防，所以没有什么恐慌感，能应对过去。

任正非：社会理解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仅价格卖得不低，而且是卖得高，我们可以把十年或二十年的财务报表的电子件发给你们，你们看看我们的财务报表，我们是赚钱很多的。不然，怎么会累积起这么大的公司。

在欧洲市场的突破得益于SingleRAN，这个产品的做法来自于一个数学家，他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他把2G和3G的算法打通了，然后2G和3G可以合成一个设备，体积至少降一倍，重量降一倍，成本下降一倍。欧洲最大问题是没有铁塔去安装太重的设备，欧洲旧房子很多，只能在房顶上安装，设备一定要轻。我们发明SingleRAN以后，分布式基站一下子获得了欧洲的欢迎，欧洲就购买我们的产品。成本不会按数学方式下降一半，也至少下降30-40%，盈利很好，我们员工的工资待遇远高于西方公司，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数学家、科学家……优秀人才到我们公司来。所以，华为在无线领域领先全世界，突破点是一个数学算法，算法是一个俄罗斯小青年突破的，现在他是华为公司的Fellow。他突破以后，我们在上海试验，认为是可行的，就利用这个算法把很多东西分解了。

为什么这个算法让我们公司如此厉害呢？当时3G设备和4G设备有三种制式：CDMA、UMTS和中国的TD-SCDMA，用这种算法，我们只生产一种设备，可以适应三种制式，这样我们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接下来垂直系统是多频，为什么多频？运营商存在七、八十年了，一段时间分一个无线频率，大多数运营商都有十几段频率，就需要十几根天线对应，才能把所有无线信号接收。因为我们有这个算法，就把多频打通了，一根天线完成所有频率接收。你们可以去参观天线，我们的天线超级先进。十几根天线变成一根天线的时候，成本下降多少？利润赚得太多。这个算法使我们的基站适应了多模多频，高质量、低成本。

财务报表不能太好，太好了也是不利的。只有加大研发战略投入，才能消耗利润，每年至少投入150-200亿美元，包括加强对大学的支持。这样我们就能把钱投资到未来，并不是把钱都分给员工，让员工变得胖胖的，然后都不干活；也不是分给股东，大家懒懒的。我每次都讲“苹果是我们的老师”，苹果永远卖高价，才能让低价的公司生存下来。如果我们卖低价，世界上就没有别的“草”能生存，所以我们不是靠卖低价成功而获得了欧洲市场，而是靠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获得的。

任正非：哪个地方有人才，我们就在哪个地方建立研发中心，让他们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参加华为工作，而不是希望他们都到中国来。

任正非：最主要是为了管理简单化，不太相关的业务就不要在一起，否则它们横向联系就会变得很麻烦。因此，我们把业务切成一棵棵的“树”，“树”在土壤里的“根”还是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财务系统、人力资源系统、考核系统，但是“树”和“树”之间的业务不相关，管理简单化了。

任正非：我认为，网络安全将会是人类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因为过去通信是硬联接，外面攻不进来，就没有安全问题；当通信网络发展到IP体系以后，IP的攻击口增多；现在走向云化以后，云一开，到处都是口，攻击就更厉害了。

欧洲建立了GDPR标准、网络安全标准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任何一个公司都为了维护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而奋斗。但这件事情往前走非常困难，毕竟是新生事物。比如建一个堤坝，还没有建起来，洪水就漫过去了。怎么在信息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建立一种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系统，对设备厂家、运营商、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挑战。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业务运营基本没有影响。因为非常尖端的设备（比如5G）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美国在5G领域还是比较落后的。从芯片到系统，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担负起来。在网络联接设备上，包括传送、接入网、核心网，我们长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基本上不会依靠美国。在终端方面，我们会有一些生态问题，自己还没有完全跟上来，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会非常大，不会构成严重的死亡威胁。

任正非：以前已经介绍过，鸿蒙操作系统的特点是低时延，低时延主要是用于工业控制、自动控制、自动驾驶、车联网等系统，可能这个系统率先用于手表、8K智能电视、工业控制使用。

大家知道，5G实际上是一个“小儿科”的产品，5G是人工智能的支撑系统，因为它有低时延的优点。而且5G的上行带宽非常宽，适合企业把数据送上云去。4G以下是人与人之间在通信，现在5G还可以完成物与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通信，包括控制，大量适用于这个体系。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鸿蒙系统怎么能转移到手机上来，即使要转过来，也是需要几年时间建立合理生态，短时间做不到，还需要一个过程。

今天美国在通信产业失败，不要归罪于华为的崛起，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90年代，世界无线通信崛起时，美国是世界最伟大的科技强国，它强制性推行CDMA和WiMAX，就像今天美国在全世界动员大家不要用华为5G一样，到处动员其他国家用CDMA和WiMAX。世界潮流3GPP是正确道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导致美国通信产业没落了。第二，在CPU问题上，美国X86领导世界，它有很大的机会窗，它应该更加开放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加进去，帮助它去占领更多的数据中心。但是没想到世界出了另外几个CPU的群体。华为今天正式发布鲲鹏CPU生态体系，这样美国被迫要有竞争。

5G时代是建立超速联接，未来人工智能还是冯·诺依曼的计算机架构：超级计算机、超大规模存储、超速联接。美国有超级计算机，也有超大规模存储，本来美国可以把人工智能做到世界领先，但是如果它没有超速联接，它在人工智能上就会落后一步。5G只是一方面，光纤也是一方面。

中国也有超算中心、超大容量存储，如果中国大规模使用5G和光的系统作为联接，中国有可能在人工智能又走到前面。所以，5G只是“小儿科”产品，美国太忽略它，可能是它决策上的缺点。我认为，整个社会未来最大的机会窗是人工智能。

任正非：我们就说，有一架“烂飞机”被美国打得千疮百孔，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补“洞”。因此员工都知道，每个人的责任就是把“洞”补好，就可以生存下来。

任正非：客户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就要履行对客户要求的承诺。中国在6500米高峰建立基站的目的，是为了北京奥运会要实况转播登峰的过程，必须要有宽带的基站，我们就在6500米建了基站。尼泊尔同样，也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基站。中国有一个墨脱县，解放几十年了都没有通信，国家也专门投了卫星通信，都不能成功，因为这个县不断有地震、滑坡，路刚修好，马上就震断了，非常困难。当时我们用一种很落后的设备CDMA 450，装设备过程中，一个基站是由200多名民工，包括华为员工，背着成套设备爬过四座雪山，有四个晚上住在雪地里，才到墨脱县装了第一个小基站，让墨脱县人民能打电话了。这么点大的东西，能赚钱吗？赚不到钱。

公司的价值体系理想是要为人类服务，不只为金钱服务，这与华尔街有一些区别。第二，我们不为员工服务，这与欧洲也有区别。欧洲挣到钱都分给大家，大家很幸福，都在街上喝咖啡，国家就没有强大的发展力量。我们赚了钱，不给股东，也不给员工，而是给客户，一方面是投向未来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是为客户服务的精神落实到底。

我们在非洲的销售总量达不到广东的一半，但是非洲员工收入是广东员工的三倍，销售没有多少，花钱还很多，怎么赚钱呢？但是我们要鼓励人们上前线，一是，不去艰苦地方工作，将来不能提拔你；二是，给你多发一些钱。这样体现了为全人类服务的价值观。

大家今天也看到，美国这种强制对运营商的打压比对我们的打压更厉害，但是运营商还在买我们的设备，这就是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包括英国议会在特蕾莎时代通过“核心网不买华为，其他设备都要开放购买”，对我们已经是很大的支持。现在英国议会和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在讨论“如果不买华为公司的核心技术，英国应该会落后的”，又进一步。美国这么打压的情况下，英国和美国这么好的盟友关系，还要买华为的设备，说明这些年我们真心对客户，已经产生了价值回报。

任正非：我们对英国政府很信任，因为英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在处理很多决策问题上是很冷静的。虽然我们在英国也受到过很多批评，但我们始终认为，英国的批评是爱护我们的。任何一个公司做出任何一个设备，都不可能天衣无缝。错误在大家共同发现中改正，我们努力去改正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还是做出了对英国战略投资的支持。首先，我们支持ARM。一、二十年前我与欧盟会谈时，欧盟认为欧洲的信息产业是落后的，机会让美国都抢走了。我说，我们还是可以共同努力的。在十几年前，我们支持了ARM，ARM发展到今天，卖了320亿美元，有钱以后更加大发展，欧洲就有了CPU，这是我们在欧洲做出的贡献。第二，我们在英国买了500多英亩土地，准备建光芯片工厂，将来会出口到全世界。这是因为我们对英国信任，而且英国的科技人员的数量非常庞大。我们在光领域也有突破，现在我们能做800G光芯片，全世界都做不到，美国还很遥远。这也是我们对欧洲做出的贡献。第三，微波，我们也是领先全世界的，微波工厂准备设在意大利。

因此，华为在欧洲不断做出贡献，以后在欧洲的贡献还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会战略性地把欧洲作为第二本土来投资。我讲的欧洲，包含英国在内，目前在这些国家投资量很大。

任正非：5G本身是一个工具。就像螺丝刀一样，本身不会产生价值，但是螺丝刀去给汽车拧好螺丝，就可以造出汽车。所以，5G本身的价值是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是英国科学家图灵在40年代提出的。40年代中期，图灵用这个方法发现了德国的电报密码，英国就完全知晓德国的行动，但是它不能把发现密码这个事情透露出去，所以德国战机轰炸英国工厂、工业基地的时候，丘吉尔是忍耐的，宁可让它炸掉，也不能拦截这些飞机，否则掩盖不了诺曼底登陆。图灵在40年代就提出了人工智能，接着这个世界又多次提到人工智能，为什么直到今天，人工智能才提到桌面上来呢？人工智能需要超级计算、超大容量的数据存储和超速联接的支撑，才能实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5G本身不会产生多大突变，只是支撑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出现。人工智能应该从正面来看，它会给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比如一个拖拉机可以24小时耕地，不需要人管它，粮食就可以种多一点；对于一些困难地区，人不想去，人工智能拖拉机可以去耕地。

任正非：我不仅不能预测五至十年，连三年都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前些年我们打电话还很困难，突然一下，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产生。前些年我们怎么会知道有移动互联网？所以，我们也不可能预测三、五年以后的事情，只是像“眼镜蛇”一样摆动，看到世界变化，不断跟随变得快一点，就不会被时代甩掉。

Nicola Eliot：把时间缩短一点，考虑到华为现在在做的工作，近期华为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任正非：华为主要使人类网络变得速度更快、时延更低，让人们能够享受到信息服务的价值。因为5G的带宽是4G的将近10-100倍，体积比4G小了70%，从每个比特来看，能耗降低到只有1/10 。5G时代人们享受到的信息服务是更宽、更快、更好、价格更便宜。当然，今天还不行，等全部5G化以后，信息的价格就会降下来，这样让农村的孩子、贫穷的孩子都有条件在网上看见这个世界，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他们将来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会增强。

任正非：我在很小的乡镇长大，这个乡镇很贫穷。我们家庭算条件好一点的，因为父母都是教师。生活条件好一点的标志就是，我们家炒菜可以放盐，这是当地人对富人的理解。当时是岩盐，不是粉盐，穷人用绳子把盐拴住，菜煮好以后，把盐放在锅边涮一下，有一点点味就行了。这是我小时候亲眼所见的。还有一些人根本连盐都吃不上，那个地方就叫“干人”，赤贫的意思。我们小时候处在那种环境中，根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根本不了解英国还有面包吃不完的问题，那时我们主要是没东西吃。当时不仅对世界不了解，对中国的城市也不了解，因为我们是在乡村里。如果现在乡村儿童通过互联网能开阔了眼界，这应该对中国未来的进步有大帮助。

任正非：这之间完全没有相关性。我虽然从小生长在山沟里，但我个人的好奇心还是很强大的，可以通过连环画、十万个为什么……来看这个世界；到大学以后，向图书馆借书看，又扩大了眼界。所以，眼界在不断扩大，是自己内心一种好奇心而推动公司前进的。华为公司低重心发展的思想，是我们认为发展节奏上要走稳，走得太快了，很容易出现断裂，断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很大的灾难。我们要求走稳，只能用“活下去”这句话来比喻走得稳一点，不要冒失。跟我小时候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