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凯恩斯时代的货币战争，读《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

待我归兮

2012-05-27 12:07:00

前凯恩斯时代的货币战争

文/严杰夫书评人

2009年，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的文章，在开篇的第一句，他就提到“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这个“古老而悬而未决”（周小川语）的问题，可以说是近代世界里，人类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追问的一个终极性问题。回顾历史，1929年金融危机算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后果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从那时开始，每一次全球经济发生巨大的波动，都会引发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只是，八十多年过去，人类依旧无法从货币角度寻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可以减弱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直到今天，各国的财政部和央行在遭遇危机时，仍只能拿出“凯恩斯主义”这个“古方”来应对。凯恩斯早已成为央行行长心中的一尊神像。在这个时代，凯恩斯的伟大毋庸置疑，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全球金融世界的掌权者们却似乎是依靠着另一种“秩序”，来调和和应对面临的危机。那个时代，中央银行制度还刚刚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起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只能算是刚刚被人关注的“新秀”；而被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的英美德法四国的央行，才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君王”。但也正是那个时代，孕育了人类社会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智慧，包括“凯恩斯主义”。这样来看，仍然陷在金融危机深潭中的我们，重温一下那个年代，重温一下那些智慧是如何在无知和贪婪中逐渐被认可和接受，是如此必要。美国学者艾哈迈德撰写的《金融之王》，正是一本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的书。《金融之王》从一战前的全球经济写起，讲述了蒙塔古•克莱塔•诺曼在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后，如何和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本杰朗•斯特朗、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和德国中央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共同组成一个“俱乐部”掌控全球金融体系，来应对各种挑战的历史传奇。在那段历史中，他们共同面对一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创，共同克服战争债务给经济体系造成的伤害，但却因为共同的错误政策造成了192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作者的叙述，以四位央行行长为中心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似乎也可以被看作是这四位行长的传记。正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所说，“不要读历史，要读就读传记，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因此，这本传记让我们最真实、也最直接地接触到了那场危机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 “金本位”制度可谓是危机爆发的关键词。从19世纪开始盛行的金本位制，坚持将黄金作为本位币（如同今天的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来决定。20世纪初，主流观点在亚当•斯密“以纸币替代大部分金银是空中楼阁”的观念下，仍坚持黄金才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基石。事实上，金本位制度的信徒直到今天还生活在我们周围，2010年世行行长佐利克就曾呼吁货币体系回归金本位。然而，在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黄金的采掘和生产早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金本位制度已逐渐沦为束缚全球经济前进的桎梏。但以诺曼为首的银行家们，却仍努力强化濒临瓦解的金本位制度。在四位行长的心中，这种由古典经济理论支持的金本位制度，始终都被奉为圭皋。尽管一度，他们的努力看似重振了各国的经济，全球经济也似乎迎来了一战后“最好的时光”，但这种制度却使得战争赔款造成的经济创伤始终无法得到根治，只能在暗中逐渐溃烂恶化，最终诱发了1929年的危机。于是，作者才盖棺定论这四位金融界 “无冕之王”是 “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读到作者对四位行长流露出的同情。人物传记在历史叙事方面的优点就在于，它常常能关注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却不会陷入到用结果来评价人物的窠臼之中。这种同情首先表现在，作者认识到了这些银行家们的局限性，他们接受的大多是旧式精英教育，这种背景让诺曼等人除了在观念上囿于古典理论的框架外，还要身负维护帝国的责任。作者认为，“他们各自的行事方式都体现了他们国家当时的国民心态”，尤其是作为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诺曼，他“沉溺在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里，不愿意承认它在世界上的日渐衰落”，金本位制度正是有助于稳定以英帝国为中心的旧世界体系，也正因为此，诺曼在四个人中对金本位制度最为坚持，以至于都有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自信。另一方面，这种同情还表现在，作者认为他们并非真的就一无是处，起码正是在那个时代起，中央银行成为一个确定的制度被承袭下来。谈到这一点，作者甚至一反常态地赞美起了本杰朗•斯特朗：“正是斯特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创造了现代中央银行家的概念。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本•伯南克，或者他之前的阿伦•格林斯潘、让•克劳德•特里谢或默文•金，形容他们是如何在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适度平衡时，就有本杰明•斯特朗的魂灵在其上方徘徊”。如此高调的评价，让我们似乎刹那间忘记了他们在那十年中犯下的种种错误，而承认这些央行行长们真正无愧于“金融之王”的称号。凯恩斯在这本著作中作为一个“配角”出现。事实上，在四大行长的时代里，他的确只是一个配角，却忠实扮演着时代赋予他的角色。他一直都冷眼旁观，尽管也常对行长们的决策给予尖锐的批评，但他的建议却从未被采纳。在那个金融形势风云诡谲的年代里，凯恩斯当过教师，靠着投资成为百万富翁，甚至最后变成一位畅销书作者，但就是没能成为政府信赖的智囊成员。然而，凯恩斯并不感到寂寞和失落，他的信心同他的智慧一样丰满，他似乎清楚地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存在于未来。如今，属于凯恩斯的时代也已过去，世界的经济格局和货币体系比之于过去80年内的任何时期，却要复杂纠结许多。金融危机尽管已很难再将各国卷入到残酷的战争中，但仍能带来让人恐惧的动荡和伤害。在今天，凯恩斯主义能立即阻止危机的恶化，却无法根绝伤害的蔓延，更谈不上能重振经济全局。08年金融风暴的阴影仍盘旋在欧洲旧大陆的上空迟迟不肯散去，就是我们国内的股票市场在经历了08年暴跌后也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后凯恩斯时代的货币体系，已成为最令人迷惘的经济话题，正如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在《嚣张的特权》里作的那一大堆假设，未来货币体系的变化拥有太多的可能。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我们将进入什么时代，金本位恐怕和凯恩斯与行长们一起永远被埋入到历史文献中了。
个人视角终有局限，如有非虚构类好书新书推荐，还望投稿或微博私信@潘乱兄

读点：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们

文/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把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金融家推到聚光灯下，经受严厉的指责与批评。这些银行家也似乎手足无措，与各国政治家一道，在各种或明或暗的论坛或者俱乐部上寻求挽救危机的种种举措。刚刚闭幕的G20首尔峰会，就是这众多会议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公众好奇的是，在惜墨如金的会议公报之外，在肤浅的媒体表面报道之外，这些金融家和政治家们究竟都做了一些什么？是如何讨论的？最终的结果是如何达成的？不同的银行家和政治家所持的观点看法有多大的差异、最后如何达到妥协的？
了解这些深层次的动态，对于把握国际金融市场动向，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要及时了解这些动态，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媒体所报道的现象与最终披露的真相往往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如何才能弥补这种缺陷呢？
从类似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启迪，是可行的方案之一。因为金融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往往异常相似，而且经过时间的积淀，泡沫散去，可以看到一个更为清晰的事实。
这可以说是我们翻译《毁了世界的银行家》的主要驱动力所在：这本书是关于国际银行家在上一轮大危机中的群像记录，但是这不仅仅是历史，因为在这一次的危机中，我们有看到类似的故事在重演，尽管背景不同，情节有异，主角转换，但是，国际金融家在市场大起大落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与恐惧、勇气与胆怯、责任与贪婪，却无比相似。
纵观金融市场起起落落的历程，金融市场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一次身处市场大起大落的人们，往往会找出不同的理由来强调“这一次大牛市是不同的”，但是泡沫破灭之后，却残酷地发现，其实每一次的危机，从形成机理、到演进过程，乃至不同机构和人物的表现，都异常相似。仅仅就在最近20多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日本房地产泡沫、南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互联网泡沫、以及此次金融海啸等一系列的严重的金融危机。
可以说，纵观金融市场，市场波动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人们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人类进入21世纪，不仅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全球即时通讯成为现实，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使得金融家们的聪明才智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把金融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金融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发生的频率更高，波及的范围更广，破坏程度更大。现在看来，2008年以来，经过各国协调一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使全球经济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但是美国依然没有走出“无业的复苏”，欧洲更是问题重重。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为了尽可能将金融灾难的冲击减小到最低，我们需要正视金融界的傲慢和偏见，并虚心地从金融市场波动的历程中去找寻金融危机的内在规律性。
从具体的内容上看，本书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如何根据巴黎和会的安排，重建金融体系，并由此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大萧条”的故事。全书围绕英、美、德、法四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展开，他们手握重权，力图重塑世界繁华；又个性鲜明，不少人盲目自信，最终饮恨沙场，把世界推入金融危机的深渊。本书角度独特，不仅如一部优美的传记，情节引人入胜；又如一部有独特视角的经济金融史。
90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本书中的四位央行行长有多大的权力和威望，他们的名字甚至连现在的金融专家也很少耳闻。但在当时，以英格兰为首的几个主要中央银行被称为“堡垒中的堡垒”，而这几家央行的行长们则被称为“世界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和“无形帝国的君主”。他们担当着一战后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其任何决策都足以影响当时的整个世界。可以说，他们的故事，就是主导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音符之一。
一战后，欧洲版图被重新划分，主要国家百废待兴，通胀肆虐。重建世界的责任和梦想考验着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智慧，但是他们的努力却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本书作者认为，从巴黎和会开始，错误的战争赔款安排导致了德、法、英等国向美国欠下巨额债务，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断层，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更大的错误在于当时的中央银行家们，在世界黄金分配严重失衡和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错误地推动并重建了金本位制。在黄金供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金本位制最去了自动调节经济的功能，为了维护英格兰银行的核心地位，这些金融大亨们又错误地下调美元利率，滥发纸币，提高税赋，这无疑雪上加霜，最终引发了美国股市泡沫。
最终，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周，股市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国际信贷紧缩的结果使得德国和其他国家陷入了衰退；另一方面则重创了美国经济。尽管当时这些央行行长们仍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但因受金本位制度的束缚也无能为力，随着美元的下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将金融市场的危机延伸到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幸好，当时的凯恩斯独具慧眼，其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也被用于拯救“大萧条”的努力，这与那些金融大亨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同我们所反复强调的，历史不会重现，但总是惊人的相似。1929－1933年间的股市泡沫破灭和一系列银行恐慌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有着相同的特性，无不都是源于金融工具的滥用和金融家们的贪婪、以及监管上的缺陷、政府应对上的不足等等。如果说在1933年，储户们还需要排队到银行去挤兑，但现代的投资者们只要轻敲鼠标就可以让金融市场受到巨大冲击。而且，现在全球金融体系在规模上更大，产品上更复杂，金融杠杆的应该更疯狂，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更紧密，这使得许多金融机构可能会在一夜之间遭受灭顶之灾。可以说，现在的银行体系比以往影响更广泛，但是对风险也更敏感，因此，这次恐慌横扫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速度更快，破坏性更大。还算幸运的是，在这次危机中各国央行和当局反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巨额资金，同时向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资本金，使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暂时避免了重陷大萧条式的全球衰退。尽管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目前还无法全面评估，但短期效果看，有负面影响但是效果至少比大萧条时要出色不少，这大概也是国际金融家们充分汲取了包括本书在内的金融历史的教训与经验。
本书的英文版本在国际出版界获得过不少殊荣，例如，该书曾经荣获2010年普利策历史奖，《纽约时报》2009年年度十佳图书，彭博通讯社推荐的2009年十大最佳商业类书籍等。作者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是一位拥有20多年工作经历的职业投资经理人，曾任世界银行投行部主管。本书从2004年就开始创作，对几位中央银行家的批评和对“大萧条”的系统回顾，也算是对4年后金融危机的重要借鉴。
近年来，我有意识地每年组织翻译一些有重要专业和现实价值的著作，例如弗里德曼成名作《美国货币史》、以及《大而不倒》、和《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 ——危机经济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也在明显提升，但是，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纵横开阖还是所知有限，特别是切入第一线的运作的了解，更是所知聊聊。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基础工作，介绍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有利于中国的金融界了解全球金融运作的代表性权威著作，这样可以避免我们陷入无知的自大，或者陷入无端的自卑，或者被不知所云的阴谋论所吸引而忽视了对市场规律本身的研究。，这一本介绍国际金融界大佬的群像著作，是我们进行的又一次努力。我认为，这本书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探索的中国金融界来说，应当是深有价值的，因为在此前一些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介绍的中文著作中，当然有许多是深有价值的，但是也有一些著作，或者是概念的较为理论色彩的分析，或者是武侠小说式的阴谋论的想象，而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一些切身的体会与感悟。
本书的翻译由我主持和组织，我和李胜利博士共同承担翻译的组织协调和统稿校订工作，巴曙松、李胜利、杨现领、矫静、毛奔、徐小乐、孟之静、肖冬红等参与了初稿的翻译，巴曙松、李胜利、王盼、刘芷冰参与了全文的校对。湛庐文化的董寰女士为促成此书的翻译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这本书的扉页上，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这本书十分有力的推介：“除了传记不要读任何史书，因为那是不拘于理论的生活。” 本杰明•迪斯雷利这位为建立英国殖民帝国不遗余力的精明的犹太人，曾经两度出任英国首相，担任过三届内阁财政大臣，他自己就是本书中所描述的毁了世界的银行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这位毁了世界的银行家看来，以鲜活的人物为中心展开的传记类著作，因为更多地用现实的故事来构建，较少拘泥于理论的框架，因而更容易使读者获得教益。当然，因为水平所限，书中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指正。
是为序。

巴曙松

2010年11月23日

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序言：4 位金本位的中央银行家

1931年8月15日，媒体公开发表一则声明：英格兰银行行长由于近几个月承受巨大压力而身体不适，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并到国外休养。声明中提到的行长就是被授予“金十字英勇勋章”的蒙塔古;克莱特;诺曼，尽管他多次拒绝这个头衔，因为他并非许多人以为的勋爵或爵士，但他确实以此为荣，毕竟这是证明一个军官表现英勇的次高级别的勋章。
诺曼对媒体界总是很提防，他在旅途中为了逃避多事的记者而假扮身份，故意错过火车，因此留下了不好的名声。甚至有一次他原本打算登上开往加拿大的约克公爵夫人号邮轮，为避开记者竟然借助一条绳梯从邮轮的一端滑到另一端，真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时，带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对聚集在码头对岸的记者宣布：“我想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因为最近我非常辛苦，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觉得在这艘豪华邮轮上旅行对我的身体应该是有益的。”
在金融界中，诺曼精神脆弱早已被认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在过去的两周里，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洲银行体系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巨大压力造成的精神失常使这位行长已经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英格兰银行的声明从旧金山传到了中国的上海，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之震惊。
多年以后，人们很难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塔古; 诺曼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威望，他的名字如今也很少再为人所知。但在当时，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无形帝国的君主”。欧盟之父让; 莫内（Jean Monnet ）则认为英格兰银行是“堡垒中的堡垒”，而“蒙塔古; 诺曼作为这个堡垒的管理者，令人敬畏”。
在当政的10 年中，诺曼和其他三位中央银行行长一度被媒体戏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成员。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 沙赫特以及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 莫罗，形成了中央银行家的“四重奏”，他们承担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
但是到了1931 年中期，诺曼成为最初的四人组中仅存的一位。斯特朗于1928 年逝世，享年55 岁；莫罗于1930 年退休；沙赫特在1930 年因和自己的政府发生争执而辞职，他正在向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示好。因此，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就落在了那个面带诙谐笑容、有着神秘的戏剧天赋、留着凡; 戴克式的胡须、身穿神秘戏装、头戴宽边帽、身披下垂披肩、带着耀眼翡翠领带夹的谜一般的英国人身上。在世界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衰退时期的第二年，世界上最举足轻重的中央银行家精神失常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各国的生产大幅下滑——受打击最大的美国和德国下滑达40% 。工业国家的所有工厂——从底特律的汽车厂到鲁尔的钢铁厂，从里昂的丝绸厂到泰恩赛德的造船厂，要么关闭，要么只有少数开工。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导致大萧条后的两年中物价下跌了25% 。在工业国家，失业的工人遍布城市和乡村。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有800 多万人失业，占其劳动力规模的15% 。在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英国和德国，分别有250 万人和500 万人加入失业大军。在世界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只有法国似乎躲过了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但最终也跌入深渊。失业的人们无所事事地流落在街头、公园、酒吧和咖啡馆。在纽约和芝加哥，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工作而流离失所，只能住在货箱、废旧钢铁、兽皮、帆布甚至车皮搭建的窝棚里，连中央公园都变成了人们的宿地。在柏林、汉堡和德累斯顿的郊区，类似的窝棚区也比比皆是。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失业者逃离城市，四处找寻工作机会。
失业带来了暴乱和造反。在美国的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中部和西南各州都发生了抢夺食物的骚乱。在英国，矿工、纱厂工人和织布工人开始罢工。在柏林，几乎发生了内战。在1930 年9 月的选举中，纳粹利用人们对失业的恐惧对协约国、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等大加指责，说他们造成了德国人的痛苦，以此获取了650 万张选票，并使其在议会中的席位从12 个增加到107 个，成为继社会民主党之后的第二大党。随之，纳粹和共产主义者常常在街头巷尾发生冲突。
类似的政变也在葡萄牙、巴西、阿根廷、秘鲁以及西班牙发生。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银行体系的崩溃。1930 年12 月，美国银行（虽然这家银行以国家的名字命名，但它却是一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私人银行）倒闭，这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案，大约两亿美元的存款因此而遭到冻结。1931 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 ）的拥有2.5 亿美元资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破产。6 月20 日，赫伯特; 胡佛总统宣布延期一年偿付战争债务和赔款。7 月，德国第三大银行达纳特银行破产，引发了整个德国银行体系的挤兑和资本外逃的浪潮。海因里希; 布吕宁总理宣布银行暂停营业，限制民众从银行提款的金额，并暂停外国短期债务的偿付。当拥有大量德国债权的英国人发现德国违约后，危机于当月底席卷了伦敦。人们突然发现之前无须担忧的债权无法履约，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又纷纷涌向伦敦提款，英格兰银行被迫向法国和美国的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款6.5 亿美元，以避免其黄金储备被耗尽。随着失业的蔓延，银行破产，农产品价格暴跌，工厂关闭，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6月22日，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告诉芝加哥人：“我们正处在现代世界最严重的灾难之中——灾难由所有的经济因素造成。据莫斯科人说，这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终极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社会将无法承受。”以研究文明的兴衰而著称的历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Arnold Toynbee ）在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撰写年度事件评论时说：“1931 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深思熟虑，并坦诚地讨论西方社会体系即将崩溃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
当年夏天，蒙塔古; 诺曼几个月前写给他法兰西银行的一位同僚克莱门特; 莫雷的一封信见诸报端。诺曼声称：“除非出台有力的拯救措施，否则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一年内崩溃，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他还以尖刻的笔调补充道：
“我希望这一预言能够存档，以备将来参考”。有传言说在赴加拿大修养之前，他坚持认为应该使用配给证，以避免当欧洲各国的货币普遍崩溃时，英国回到物物交换的境地。
在经济危机中，中央银行家们也都纷纷恪守几个世纪以来母亲教导孩子的那句警言：“如果你不能说得完美，那就什么也不要说。”这句话让这些金融业官员们在处理危机时避免再次陷入尴尬局面——他们要么在公众面前坦承问题而造成市场恐慌，要么对公众漫天撒谎而维持相安无事。像诺曼这样如此德高望重的人愿意坦诚地谈论西方文明的崩溃，这充分说明面对“经济海啸”金融当局的无计可施和困惑。
诺曼不仅是世界上最显赫的中央银行家，他还被金融界和政府官员们公认为具有良好的品质和判断力。一向趾高气昂的摩根财团资深合伙人托马斯; 拉蒙特说诺曼是“他遇到过的最有智慧的人”。在政界，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 斯诺登，一位多次预言资本主义最终会灭亡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真诚地称赞诺曼“不仅仅是女王跟前的最优雅的大臣”，“他对于国家所遭受苦难的同情心像母爱一样泛滥”，而且他“充满自信，富有感染力”。
诺曼在很多事情上处理得当，赢得了经济界和金融界的好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坚决反对向德国索取战争赔款。整个20 世纪20 年代，他一直在警告各国黄金储备的短缺问题。此外，他还较早地警告了美国股市的泡沫风险问题。但是也有少数人指责正是他推行的政策，尤其是教徒般死板地拥护的金本位制度，引发了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其中包括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和温斯顿; 丘吉尔。在诺曼结束其加拿大的假期前夕，丘吉尔这位两年前在华尔街几乎倾家荡产的人从比亚里茨给他的前任秘书和好友埃迪; 马什（Eddie Marsh ）写信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警告金融业要发生问题……我希望把蒙塔古; 诺曼吊死，我有重要的证据驳斥他。”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叫做“大萧条”，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没有任何国家逃脱厄运，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了十多年时间，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伤害了整整一代人。这场经济危机引发了欧洲20世纪30年代“堕落的十年”，导致了希特勒和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20 世纪20 年代的大繁荣向大萧条的滑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讲述。在本书中，我选择剖析当时的4 位主要中央银行家，他们分别管辖着英格兰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
1918 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百废待兴，金融体系也岌岌可危。19 世纪后期，在金本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债券体系以伦敦为中心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快速繁荣。1919 年，这一体系崩溃，英国、法国和德国几近破产，债台高筑，它们的国民因为物价飞涨而陷入贫困，其货币也几近崩溃。只有发了战争财的美国变得更为强大。
政府认为是银行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解决世界金融危机的重任就集中到4 个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身上：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本书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中央银行家们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故事。20 世纪20 年代中期，他们似乎成功了：国际外汇市场稳定，资金流动自由，经济增长得以恢复。但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隐患，被公认为金融体系稳定基石的金本位制度约束了经济的发展。本书的后几章描述了中央银行家们在应对大萧条时那些无序和徒劳的努力。
和现在一样，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央银行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威望。4 位中央银行家的故事贯穿了本书：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 诺曼，有些神秘和神经质；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 莫罗，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惧外国人；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 沙赫特，死板、傲慢、才华横溢而又狡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表面上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其实是个深受伤害、不堪重负的人。
这4 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为我们了解20 世纪20 年代那段复杂的历史（未实现的和平、战争债务和赔款、恶性通胀、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暴富、虚假的繁荣和彻底的破灭等不幸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更人性化、更深入浅出。
他们各自的行事方式都体现了他们国家当时的国民心态。蒙塔古; 诺曼对自己不完美的直觉有着堂吉诃德式的信心，他沉溺在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里，不愿意承认它在世界上的日渐衰落。偏执和满怀仇恨的埃米尔; 莫罗，准确地体现了所有遭受战争创伤的法国人的心态。本杰明; 斯特朗富有行动力，代表了美国的新一代，他们积极地利用自己的金融实力去干预世界事务。只有易怒和傲慢的亚尔马; 沙赫特没有反映出战败后德国人的失落心态，或许他只是简单地把这种情绪隐藏了起来。
他们曾经手握重权，但最后都几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曾经家喻户晓，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成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现在都已被人们遗忘。
20 世纪20 年代是一个过渡期，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的中央银行还是私有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货币稳定和处理银行恐慌事件，而中央银行稳定经济的概念则刚刚开始萌芽。在19 世纪，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领袖们还不为公众熟知，只是在金融界有人知道他们。而到了20 世纪20 年代，中央银行家们已经和今天一样家喻户晓了。媒体充斥着关于他们的决策和秘密会议的谣言，他们当时面临的很多经济事务和问题也和现在的中央银行家一样：股市的剧烈波动、外汇市场的动荡、大额资金在金融中心之间的流动等。然而，他们用以决策的信息却非常之少，可以实施的手段也很原始。当时，经济统计刚开始兴起，银行家们只能靠信件沟通，当时一封信从纽约寄到伦敦需要一个星期，在紧急时期也只能靠电报，只是到了后期，他们才能使用电话通信，而且还常常遇到麻烦。当时的生活节奏也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没有飞机，横穿大西洋需要5 天时间，出门要带着侍从，晚宴要穿着礼服。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 斯特朗可以毫无顾虑地到欧洲出差4 个月——5 月份启程，花一个夏天在欧洲各国的首都穿行，和他的同行们商谈，其间在一些度假胜地稍事休息，最后于9 月份返回纽约。
当时的人们既有国际化的思维，也有狭隘的地域观念。在那个时代，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盛行，著名的金融巨头皮尔庞特; 摩根的儿子杰克; 摩根拒绝给德国发放贷款，因为“德国人是二等公民”，他还反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进入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因为“犹太人总是认为他们是上等人，而美国人是二等人；罗马天主教徒则认为教皇至上，美国人次之”。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金融界，无论是在伦敦、纽约、柏林还是巴黎，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银行。一种是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银行，比如J. P. 摩根、布朗兄弟、巴林银行；另一种则是犹太式的银行，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4 个银行、拉扎德银行、德国犹太人的沃伯格– 库恩雷波银行，以及与众不同的欧内斯特– 卡塞尔爵士银行。当时的新教徒大都反对犹太人，这两个集团相互排斥，他们都自命不凡，鄙视对方。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对失业和贫困问题漠然视之。只有德国把这股偏?的暗流演变成了悲剧——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
当我开始写这4 位中央银行家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大萧条的故事时，我发现另外一位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提及，他就是约翰; 梅塞德; 凯恩斯，1919 年他刚出道时才36 岁。当其他4 位主人公痛苦地应对各种麻烦时，他不甘寂寞，站在另一个立场发表观点。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是政策制定者，只是一位独立的观察员。在每个故事的转折点，他都坚持自我，其言论毫不客气而又充满智慧、满怀自信。
在本书中，作为4 位主人公的对立面，凯恩斯不可或缺。4 位中央银行家都是金融界的大佬，受正统的职业准则的约束。相反，凯恩斯是一位牛虻、剑桥大学的教师、自我发家的百万富翁、出版者、编辑和畅销书作者，他不用担心那些可怕的表决制度而引起的麻烦。尽管他比其他4 位显贵只年轻了十几岁，但凯恩斯显然和他们不是一代人。
要了解中央银行家们在大萧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需要了解一些中央银行及其运作的知识。中央银行充满神秘色彩，它们的核心工作严格对外保密，即使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它们。简而言之，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的发行① 。这一权力使得它们拥有信用（利率）的定价权，因此可以决定在市场中投放多少货币。
尽管中央银行充当了决定国内信贷政策的国有机构的角色，但在1914 年，大部分中央银行都是私有的，因此它们的角色十分奇怪、复杂。它们首先要对董事会负责，其股东主要是商业银行，必须对股东分红，但又被授予了非营利目的的非凡权力。与现在中央银行的稳定物价、实现充分就业的法定目标不同，1914 年的中央银行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
当时，大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度，即将币值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比如，1 英镑等于113 格令纯金，而1 格令等于麦穗中的一个麦粒的平均重量。同样，1 美元被定义为23.22 格令黄金。由于所有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因此它们之间的相对价值是固定的。因此，1 英镑等于113/23.22 即4.86 美元。根据法律，所有纸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换黄金，每家中央银行也都必须承担以金块兑换任何数量本国货币的责任。
作为货币，黄金被使用的时间达千年之久。1913 年，全世界的金币大约有30 亿美元，占全世界实际流通货币量的25% 左右，另外有15% 的银币，其余的60% 为纸币。所以，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只是货币的一小部分。
当时，世界上2/3 的黄金没有在经济中流通，而是以金砖的形式存放在银行的金库里。在每个国家，尽管每个银行都存有黄金，但绝大部分黄金还是存放在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储备和黄金标准的“锚”，决定经济中的货币和信用规模。
由于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实际上就是印钞票，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特权被滥用，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它们持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以作为纸币的支持。这些法规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例如在英国，英格兰银行最初可以发行7 500 万英镑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多于这个数目的纸币则必须有等量的黄金作为支持。在美国，美联储发行的纸币需要有40% 的黄金支持，不允许发行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尽管各国的法规不同，但最终的效果都是自动锁定各国的货币量，使其几乎机械地受制于各国的黄金储备。
为了调控经济中的货币数量，中央银行使用利率工具，这类似于在一个巨大的货币调节器上将指针上下调节。当黄金过多时，信贷成本降低，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借款，为经济注入更多的货币；相反，当黄金紧缺时，利率提高，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存款，收紧流通中的货币。由于货币兑换黄金的价值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纸币发行的数量受黄金储备的约束，政府的行为由此也会受到黄金储备的限制，当现金短缺时，其价值也不会变动，因此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对于采用金本位制度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表明政府会保持稳定的货币制度，采用规范的金融政策。在1914 年，有59 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度。
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制度有多么脆弱，其基础有多么不牢。有史以来，世界上开采出来的所有黄金加起来也只不过刚能填满一幢中等的两层小楼。而且，新的黄金产量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时多时少，很少能满足经济的需要。因此，当发现新的金矿时（例如19 世纪5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潮，以及19 世纪90 年代南非发现黄金），世界的商品价格就会下跌。并非没有人批评过金本位制度，但大多都是些奇怪肤浅的论断。有些人则认为，如果信贷受限于黄金数量，就会伤害企业和债务人——尤其是兼具两者特征的农民，这在通货紧缩时期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