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法西斯之路，由通胀铺就——读《纸与铁》，剖析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间的因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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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7 17:02:00

本书以汉堡工商界为切入点，讨论德国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弊端，剖析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间的因果链接，德意志帝国为何逐渐染上了通货膨胀的顽疾？其后果又是什么？是各经济利益集团导致了德国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刺激了德国的经济增长吗？当时的通货膨胀政策如何导致灾难性的影响？反驳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方面发展的论据。

序面对一个全球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2010 年中国金融博物馆开业之前，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先生赠送我们一批珍贵的藏品，其中一套面值高达几亿马克的德国30 年代纸币成为最受观众瞩目的文物。每当提到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学界都会以此作为典型案例，即便在出现了100 万亿的津巴布韦元之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是首当其冲的记忆。按传统的经济史论观之:

其一，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破产，也就是间接帮助了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上台。其二，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起因之一。其三，对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反思，直接导致了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得势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
客居美国的英国著名金融史学者和畅销书作家尼尔• 弗格森近年来风头正劲，不仅连续创作了一批商业畅销书，而且也成为风靡全球的纪实电视主持人和制片人。他习惯于超脱传统叙事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来重新梳理现代金融史，摒弃了成王败寇的英雄史诗记录和学术总结，更以多角度、多立场旁观事件演化，再现历史复杂细节，给读者以穿越时空的自身体验，给读者自我演绎的空间。
弗格森以这样的立场和手法描述了两千年的货币崛起，解剖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析了大英帝国，也大胆挖掘人类文明历史。在展现宏观历史大视野的同时，不时回眸，流连于史学家常常忽略的蛛丝马迹。《纸与铁》便是这样一本聚焦德国汉堡港，又散漫于百年前的德国货币与经济整体板块的光影斑驳的历史演变纪实。弗格森从金融与战争的角度，投射了一连串或明或暗的思想火花，让读者浮想联翩，让一本很学术的著作表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
弗格森曾写了《虚拟的历史》一书，大胆推测了历史的不同歧路与逻辑结局。在《纸与铁》这本书的起始，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假如当时有今天的知识和政策手段，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完全可以避免，经济大萧条也可以避免，自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不过，这样虚拟下去，弗格森本人也许不会问世，我们也不会有这本书来研读了。
从中东的吕底亚王国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起，人类社会使用以金、银、铜为主体的金属货币大体上有两千多年历史。从宋代的交子和佛罗伦萨的汇票始，我们使用纸币也有了1 000 年的经验了。由于自然条件和流通的磨损，在金属货币本位的时代，通货紧缩是一个长期困扰市场发育的问题。基于政府急功近利和金融家的习性，在汇兑本位的时代，通货膨胀则成为颠覆市场周期的祸首。
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在被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们研究，却由于不同的经济环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抨击者有之，但也有人愿意发现提升德国国力的积极效应。鼓吹者有之，但也有人注意到导致经济崩溃的临界条件。在这之后，恶性通货膨胀也发生在中国的民国时期，也发生在20 年前的东欧经济区，还发生在几年前的津巴布韦政府。我们真正了解并可以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吗?
几年前的华尔街次贷危机显现了一个后汇兑本位的货币时代，我们的货币已经不再与贵金属相关，不再与英镑、美元甚至现金和存款等老百姓认可的可见货币相关，而是与信用卡、购物卡、电子账号、房贷凭证甚至各种虚无缥缈的衍生产品符号相关。而且，各国中央银行已经不再是矜持、高贵、审慎和稳重的监管者了，它们不免猥琐地暗地加快印刷货币来注水经济，甚至公开以邻为壑地竞争铸币利益了。从近期希腊和土耳其中央银行行长的口气中，我们都感受到了法国路易十五的幽灵：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吗? 所有监管者都在否认这样悲观的论断，但是大多数金融家都坚定地保持这样一份警惕。翻阅本书，回顾弗格森笔下的20 世纪20 年代，从失败中站立起来的德国仍是蒸蒸日上，似乎可以完成《凡尔赛和约》的义务，然而，政治家们手里把玩的金融政策却于无声处呼啸而至。山雨欲来风满楼，回首历史，我们也可以成为当下全球经济的风语者。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2 年3 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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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通向法西斯之路，由通胀铺就

文/梁小民（经济学家）

法西斯的出现当然有更多，更广泛的因素，但德国一战后的恶性通胀是最直接的因素。从世界历史来看，恶性通胀基本总会导致经济崩溃和政权更迭。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不是先有了希特勒，再有法西斯，而是先有了法西斯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历史根源，再有希特勒。产生法西斯的政治、文化、经济根源是什么？在这方面学者已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纸与铁》中又一次研究这个问题，并得出了极有意义的结论。
为什么研究法西斯起源的书名叫《纸与铁》？作者在“引言”中指出，纸“是维持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经济运行的纸币”，铁是“运输货物、保卫贸易的钢铁舰船”。“从广义上讲，则是位于柏林奥拉宁街的帝国印钞厂印制的纸钞和债券，以及帝国本身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简言之，纸代表货币，铁代表实体经济。作者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一战后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后果。这本书的结论是一战引发了战后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引起了魏玛共和国的破产，进而导致希特勒的出现和法西斯政权上台。
故事从1913年6月11日汉堡-美州公司的巨型邮轮“皇帝”号下水开始。巨大的邮轮象征着德国工业与经济的成就，同时邮轮为富人精英服务而由穷苦的工人制造。这就象征着当时汉堡是“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物质分配不公的社会”（第41页）。这些是当时整个德国的状况。1914年一战开始后，德国为了保证战时供给，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把原材料配给权委托给工业企业组成的托拉斯，并成立“战争物资部进行监管”（第76页）。“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第84页）这一切为战后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所以，“政府融资是德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第106页）。
一战以德国的失败结束，当时汉堡和德国国内物资极其匮乏，食物严重不足，政治动乱，爆发了十一月革命。民怨沸腾，“这种民怨带有一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第126页）。在这种局面下，工资和物价不断攀升。政府为了平息民怨，同时刺激经济，实行财政扩张，大幅度增加支出。这种财政政策加之“放松战时物价管制和公共债务飙升”，就“导致物价失控”（第137页）。这应该是通货膨胀之源。另一方面则是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这个条约被称为对战败方条件苛刻的“迦太基式和约”。当时德国的魏玛政府企图修改这个和约，这就形成“修约主义”。当然，无论修约有什么后果，赔款总是少不了的，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政府就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这就是“政府为加快经济复兴坚持采取赤字开支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加剧。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直接投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给航运上的赔偿金”（第171页）。这又使大多人预期货币贬值会持续下去。当时“对马克的悲观预期在的德国国内表现为货币需求下降”，结果是“1919年的货币增长率只有49%，而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28%”（第176页）。
1920年后，德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但“要改革马克是否必然崩溃，1920年3月至1921年5月这段时期至关重要”（第201页），因为在这一时期中，通货膨胀加剧了。而其原因在于财政赤字严重。“赤字的居高不下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而引发赤字的核心因素不是逃税，也不是对新税制不满，而是财政支出政策。”（第207页）引起支出增加的并不是战后赔款，而是国内的社会政策，包括提高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支出增加，对失业人员的救济，住房建设补贴，食品价格补贴，以及给予商船队的补贴，而且“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第211页）。通货膨胀加剧的另一个原因是货币供给的迅速增加。引起货币扩张的部分原因是财政赤字，但部分则是市场流动性高，而央行贴现率一成不变。这就是“德意志帝国银行已经在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市场中的流动性”（第217页）。通货膨胀加剧的第三个原因是混乱的对外贸易。自由贸易给国内带来两种影响，一是出口增加，国内物资短缺，二是进口品物价飙升，这两者就加剧了通货膨胀。最后一个原因是劳工运动高涨，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尤其是工资的推动。比如，1921年“钢铁价格实际降低了16%，工资却上涨了81%”（第225页）。
由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通货膨胀是由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第2页）。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完全是由政府人为造成的，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就是政府。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德国一战后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政府，无论是独裁的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继承了法国路易十五的格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为了经济上的短期利益而不顾政策的长期结果。当经济出现困难时，政府会不惜代价直接投资于有效益或无效益的项目，提高社会保障讨好民众，银行则要扩大货币供给来配合政府。而且，这些支出都有“不可逆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即使经济繁荣了，还要用这些政策来“锦上添花”。这就是通货膨胀易发而难治的根源。说到底政府所推崇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理论上已被批驳，但仍然长盛不衰的原因。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的这种愿望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在独裁制度下，政府的这种愿望会顺利地变为现实。这就是从历史上看，独裁国家的通货膨胀比民主国家的长且严重的原因所在。德国在一战后还没有完全形成现代民主制度，所以，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些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有点像对臭豆腐的心态。理论上不敢公开支持通货膨胀，但总觉得通货膨胀有利于刺激投资，增加就业，甚至主张为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为代价。那么，一战后的通货膨胀有这样的好处吗？让我们再回到弗格森的《纸与铁》。
在一战后，德国政府推动通货膨胀的动机之一是用通货膨胀证明自己无力赔偿，以达到“修约”的目的。同时，借助于通货膨胀也可以增加出口，并通过货币贬值来减少实际赔款。但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事实上利用货币贬值来要求修改赔偿计划本身就有问题；它牺牲了国外的投资者，让德国获得了非法收益，无论是怎样的收益，如果想让其他国家明白这笔巨额赔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更好的方式也许是以更真诚的态度努力按要求支付赔款”（第236-237页）。
那么，对德国国内经济呢？在1920年这个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的确出现了生产增加，就是增加，但“这种繁荣只是假象，因此通货膨胀有利于德国经济的说法并不成立”（第247页）。其表现是1922年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原因则是用通膨来刺激投资并不成功。原来认为，在通货膨胀下，企业会为了“用真实价值来避险”而增加投资。但事实上，一部分来自政府的投资缺乏经济合理性，而对私人企业而言，“通货膨胀加剧会造成企业放弃原有的投资计划”（第248页）。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意志造船厂原计划投资1036亿马克，但是1922年，实际用于新工厂的投资只有1660万马克（参看第248页）。而且，人们在行为上的转变也减弱了货币贬值带来的经济优势。这包括生产率的下降，消费的增加。所以，“通货膨胀促进投资的论调不足为信”（第251页）。而且“通货膨胀在经济方面无疑弊大于利——尤其造成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如错误投资和货币疲软，极大地破坏了资本市场”（第311页）。
通货膨胀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1919-1922年间，通货膨胀政策使工资和就业增加，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确对大多数人更有益处。但用通货膨胀来实现这个目标，“也只是推迟了一场必然会来到的经济危机”。德国1924-1932年的失业就高于其他国家（参见第314页）。而且，通货膨胀显然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工资。但“实际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提高”，例如食物匮乏，消费品质量低劣，住房长期短缺。而且，收入平等引起两个恶果，“其一，通货膨胀把收租人的收入转移给了工人，从而降低了储蓄能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德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疲软。其二，如果实际工资的增幅超过了生产力，那么后者就会受到侵蚀，降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第317页）。
这种收入分配平等使中产阶级的收入和财产减少。这就使社会不稳定，所以，“我们之所以质疑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平衡作用，原因之一是它没有促成社会的稳定”（第318页）。
通货膨胀还改变了传统的文化。“19世纪，‘资产阶级经历了一场沉默革命’，其依据是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治精神以及建设公共领域等原则，然而通货膨胀却吞噬了这场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社会提倡勤奋工作，但通货膨胀却打破了生产效率和报酬之间的关系，勤奋程度和收入高低无关。资产阶级社会强调节俭和简朴，但通货膨胀却剥夺了储蓄者的利益，让那些过度借债和过度消费的人获益。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以财产的所有权为基础，但通货膨胀却促使财富所有权被彻底打乱，债券和其他纸质资产变得一文不值。资产阶级社会民法典的精髓是契约责任，是平等和诚信，但通货膨胀彻底颠覆了这些原则，债务人用贬了值的马克来偿还债务。资产阶级社会坚持法治理念，但通货膨胀却引发了犯罪，同时让法庭不再有威信。除此之外，资产阶级社会渴望‘安静和秩序’，而通货膨胀时期充斥着混乱和暴力。”（第322页）总之，通货膨胀打乱了使社会稳定的文化价值观和法律，这就预示了社会动乱和政权更迭。通货膨胀这种对文化价值观的破坏远远要大于它对经济的破坏。
经济与价值观的动荡也使德国政治斗争加剧，政府无法采取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同时代表各阶级和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和党派兴起。这时希特勒出现了，“希特勒早已营造出一种反对通货膨胀的形象”（第347页）。而且，面对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德国人民也盼望有一个强人来结束这一切。希特勒的出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希望，因此就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上台了。希特勒的上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经济，从而消除了导致从前那些问题的三个制约因素——集团组织的权力，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软弱无力，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带来的外部限制”（第348页），使德国经济发展，物价稳定，这就为他发动二战创造了条件。
法西斯的出现当然还有更多、更广泛的因素，但通货膨胀是最直接的。所以，可以说，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德国走上了通向法西斯之路。
我们来看世界历史，恶性通货膨胀尽管不会总引发法西斯，但总会使经济崩溃和政权更迭。1949年蒋介石政权的崩溃，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瓦解，都源于这种通货膨胀。当然，按美国经济学家卡甘提出，并为经济学界所接受的定义，恶性通货膨胀（或称超速通货膨胀）是每月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通货膨胀。通常的通货膨胀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别忘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一旦坐上滑梯，下滑的速度就不由自己控制了。用在通货膨胀上就可以说，一旦开始通货膨胀，以后不断加速，最后达到恶性的程度，就并非政府本身可以控制的。所以，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用财政赤字和扩大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是相当危险的。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稳物价永远是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基础。离开了物价稳定，一切繁荣都是泡沫，都是未来之祸。
《纸与铁》是经济史的经典之作，其中的许多奥妙之处还要自己在阅读中去体会，书评仅仅是一种分享。

读点：剖析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间的因果链接

引言
1血与铁、黄金与铁、煤与铁、黑麦与铁德意志帝国历史一幕幕生动的缩影在我们脑海中闪过。我会想到1862 年9 月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 “预算委员会”上的演说，想到为“铁血宰相”南征北战提供财源的布雷施劳德，想到凯恩斯所说的德意志崛起的经济基础，想到埃卡特· 科尔强调的威廉德国时期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编写德国史时常见的议题并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本书讲述的是纸与铁的关系具体说来，是维持德国最大港口经济运行的纸币，以及运输货物、保卫贸易的钢铁舰船；从广义上讲，则是位于柏林奥拉宁街的帝国印钞厂印制的纸钞和债券，以及帝国本身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德意志帝国为何逐渐染上了通货膨胀的顽疾？其后果又是什么？
不可否认，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进程中，比起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往往更能引起史学家们的兴趣，这个现象直到近期才有所转变。有两个经济事件被认为对德国现代史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是1873~1874 年德国的经济危机及随后的滞胀期，罗森贝格等人认为19 世纪70 年代晚期的自由主义危机就与此相关；二是1929~1932 年的经济大萧条，它通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覆灭的主要原因。战后出版的德国现代史教科书往往会涉及通货膨胀的三大负面论点中的一两条，这三大负面论点分别是：通货膨胀是由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它剥夺了中产阶级的存款，却让“贪婪的实业家”大赚一笔；它是希特勒得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戈洛· 曼曾评论道：“大批人口丧失了财产，百年来的信心轰然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愤世嫉俗。同一时代的英国作家也进行了类似的阐释。A·J·P· 泰勒写道：^{从前的收租者开始憎恶魏玛共和国他们迫不及待要追随第一位并非工人阶级出身的蛊惑人心的救世主。通货膨胀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覆灭的最大因素。}戈登· 克鲁格曾明确把当时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归咎于“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德国公司，它们以反共和国著称”，通货膨胀在德语国家那些中产阶级的“集体心灵”中留下了“创伤”，致使后来纳粹主义得以兴风作浪：^{绝大多数中低阶层都把阿道夫· 希特勒视为救世主。与其说这是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结果，不如说是对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回忆使然那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事件让数百万德国人陷入迷惘，绝望的人们已经不再信任代议制政府。}
这些核心论点大多源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战后德国货币贬值研究》一书，“通货膨胀及其导致的德国马克贬值的根本原因”，在于“预算赤字”和错误的“银行政策”，二者都源于战争的爆发。德国马克崩溃造成生产效率下降，资源分配不当，“经济结构深度失衡”，“一些社会阶层的财产被没收，数量之大堪称和平时代之最”，公众健康水平和道德水准下降，可谓祸国殃民：^{它彻底颠覆了节俭的传统，它摧毁了人们在道德和知识上的价值观，它在德国各阶层中散播投机思想，导致人们不务正业，不但毒化了德国人，还引发了持续的政治骚动和道德沦丧不仅如此，它还巩固了大实业家和金融家等阶层作为“右翼”党派骨干势力的经济地位，助长了反民主的政治力量。}
在为布雷夏尼1937 年那部著作的英文版写序时，利昂内尔· 罗宾斯用寥寥数语点出了一个在日后看来显而易见的结论：“希特勒是靠通货膨胀发迹的。”
布雷夏尼认为通货膨胀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造成负面影响，同时期持类似观点的人不胜枚举。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力。一些经济学家首次提出通货膨胀投资也许是基于“虚幻利润”，掩盖了“实质损失”，维利· 普里奥尔就是其中之一；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无论是收租者、商店主、专业人士或工薪族，在物质上，中产阶级集团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受害者。一些历史学家还注意到通货膨胀和犯罪率上升、性观念转变，甚至是表现主义艺术之间的偶然联系。奇尔德斯和约内斯等人都认为，通货膨胀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敌对情绪，破坏了共和国的政治稳定，而且他们还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博尔夏特则强调，正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使大萧条时期的政策制定者几乎丧失了回旋余地。
通货膨胀还有更深刻、更国际化的另一面。从1919 年开始，有很多外国观察家认为德国是在故意制造通货膨胀以逃避赔款，他们的见解是，如果德国政府愿意通过抑制国内需求来创造出口盈余，德国实际能够支付的赔款应该会更多。通货膨胀之后，随着大量国际贷款的涌入，形势稍有好转；但德国人却故意继续实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坚信降低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就能逃避赔款。这种说法的潜在含义是德国扰乱了战后国际秩序，它想破坏赔款体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时法国满怀期待地逐渐进入和平进程，希望在欧洲建立某种经济合作关系，美国愿意以非公开的形式资助欧洲重建，而此时，德国却采取了蓄意破坏的政策，酿成一场全球危机，直至鲁尔地区被占领，法德关系彻底破裂。
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接下来，他们开始重新评估对政治的影响。当时的德国不仅失业率低，而且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并不像之前预想的那样会大大削弱工资和消费水平。不仅精英阶层攫取了暴利，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也享受到了较高的实际工资；而德国郊区大大小小的地主在清偿抵押贷款债务时也获益不少。通货膨胀无疑会吞噬人们的收入和财富，但即便如此，弗里德里希还是赋予其正面意义；休斯则表示通货膨胀为储户和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通货膨胀的社会影响被肯定后，它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影响自然也会被重新解读。从前，大工商业集团的形象一直是自私自利的操纵者；然而出于广泛共赢的理念，人们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成了劳资双方“达成的共识”。战争期间，德国国内各党派和平共处，打破了战前工会和雇主之间的敌对局面。随着1918 年11 月德国爆发大革命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双方还建立起积极的伙伴关系。工人对通货膨胀的兴趣源于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维持就业水平，同时，名义工资很容易通过集体谈判得到调整，整个社会的实际工资差距缩小了。由此可见，通货膨胀让德国那些有工会组织的劳工过上了好日子：工作时间缩减；时时处处都有集体谈判；出现争议后可提交仲裁，而且仲裁结果具有约束力；劳工委员会也被纳入国家法规。1923 年，通货膨胀急剧恶化，“各大集团”短暂的和谐期也宣告结束，最终在鲁尔地区钢铁工业停工到大联合政府倒台这段时间内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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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首要任务是挑战那些为通货膨胀辩护的理论。笔者对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恶性通货膨胀阶段，1920~1922 年的经济获益让德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对德国经济造成了长期的破坏。通货膨胀促进“真实价值”投资的观点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持续恶化的通货膨胀只能抑制投资，并且掩盖了由于缺少对货币贬值的补贴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即使投资的确存在，后来的稳定阶段也一再证明那些是“投资失误”。最后，通货膨胀还给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从而证明通货膨胀不但没有推迟经济危机的到来，反而让德国成了大萧条的最大受害者。
本书提出的第二点质疑是：通货膨胀并不能稳定社会局势。虽然通货膨胀带来了1921 年和1922 年史无前例的高就业率，使收入更加均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更大的平等创造了更和谐的社会。通货膨胀那几年，德国劳资冲突空前激烈，争抢食物的暴乱时有发生，政治暴力频繁，犯罪活动猖獗。不仅如此，通货膨胀使德国社会资源分配发生剧变，给文化层面甚至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巨大冲击，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物质影响。19 世纪“资产阶级无声的革命”向人们灌输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如勤劳节俭的美德、私有财产与合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性等。但随着通货膨胀吞噬了储蓄银行、私营学校和所有的志愿者组织，承载这些价值观的机构被破坏，这些价值观本身也被彻底打乱。
可见，通货膨胀可以稳定政治的论调值得怀疑。小企业主、专业人员、政府公务员和收租者等中产阶层无利可图，商人和机构大肆鼓吹通货膨胀政策是当时资本主义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那些财产被没收的债权人看来，经济危机还损害了法庭的权威，使法治走向堕落。公民的个人存款被用于偿还国债，魏玛共和国已然失信于民。因此，恶性通货膨胀使德国无法像英国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出议会保守派；在英国，健全货币给资产阶级从大资本家到小店主提供了联合起来对抗工会组织的机会。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希特勒的出现，而是说由于通货膨胀，1924年魏玛共和国重建的社会体系基础薄弱，于是当它在1930 年濒临崩溃时，它很难提出方案与希特勒相抗衡。
最后，还有人认为通货膨胀政策最有效地展示了德国无力赔款，因而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是笔者要反驳的一点。通货膨胀策略实际上失败了，因为策划人也高估了货币贬值对刺激出口的作用，忽略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通货膨胀政策反而有可能刺激进口。德国希望减少赔款无可厚非，但通过经济手段来修改赔款计划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它非但不能对英、美两国的经济构成威胁，反而减轻了它们的压力。
总而言之，通货膨胀发生后，有很多支持通货膨胀政策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论据，但这些论据基本都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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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首要议题是讨论德国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弊端，以及经济政策的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之间的对立。德国政治经济中的这些系统性缺陷决定了货币的持续剧烈波动。
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汉堡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第一，很显然，汉堡作为德国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其经济结构最依赖商业和金融，而不是工业。在经济上汉堡是一个“特殊城市”，它更面向国际，大部分实业尤其是造船业都离不开繁荣的贸易。因此，汉堡的例子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观念，不再过于强调重工业的作用。第二，汉堡对通货膨胀中某些因素可能会更加关注。作为德国主要贸易中心之一，它势必会受到通货膨胀阶段汇率波动的冲击，同时也会对此高度关注。第三，作为主要的航运中心之一，汉堡必然也参与了德国商船队即通货膨胀期间最庞大的投资项目的重建。通过刺激出口和投资，通货膨胀究竟能为德国工商业带来多大获益？透过通货膨胀对这些领域的影响，我们就能找到有价值的答案。汉堡的政治地位也值得关注。它是十一月革命的中心城市之一，是德国国防军在1919 年占领的最后一个大城市，1921 年和1923 年那两次失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在汉堡。如果说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遏制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而在劳资双方之间营造的共识，那汉堡应该能提供一些例证。在战前时期，汉堡掀起了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风潮，这对于研究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纳粹主义抬头之间的关系很有借鉴意义。通货膨胀是否破坏了汉堡这个“特殊城市”，使其走上了德国的“特殊道路”，最终掉入灾难的深渊？
本书第一章设定了研究背景，讲述了汉堡在战前的发展状况、活跃的商业经济的结构、在物质上的分化和文化上的统一、逐渐成形的“集团政体”，以及作为德意志联邦成员的获益。第二章则描述了战争对汉堡经济的致命冲击。它摧毁了城市的经济，加剧了社会分裂，使汉堡在政治上更加两极化，为了恢复商业中心的地位不计代价。本书第三章讨论了危机带来的后果以及十一月革命的影响。在政治上，这场革命既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但其结果却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协约国的封锁造成了物资匮乏，持续的政府赤字和劳工斗争引发了通货膨胀。第四章集中讨论了一些外在力量，如停战协定后协约国对德国的限制，以及和谈过程中以汉堡工商利益集团为主体的经济外交。他们预测和谈的结果会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革命；本章就分析了他们预测失败的原因。第五章讲述了由于错误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劳工政策，德国错过了1920 年的创造持久稳定局面的机会。除此以外，正如第六章提到的，有观点认为持续的货币贬值能够刺激出口，从而破坏赔款体系，因而鼓励德国政府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这个策略并不成功，汉堡工商业的表现就是有力的证明。货币贬值不但没能让赔款计划被修改，反而削弱了德国的地位，使鼓吹该策略的人越来越受敌视。在古诺出任德国总理、法国占领鲁尔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第七章以法国占领鲁尔为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商业政府的实验最终导致了货币崩溃，使得德国几乎被瓦解。第八章则探讨了通货膨胀的后遗症，并指出1924 年的稳定局面注定不会长久。恶性通货膨胀破坏了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而1924 年的改革也没有终结货币政策、财政体系和国际收支的混乱局面。讽刺的是，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布吕宁政府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这无异于自掘坟墓。直到1933 年之后，德国的政治经济才发生根本转变，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开始复苏，但这种状态也不持久。
本书以汉堡为切入点，审视了持续30 多年的通货膨胀时代--从19 世纪90 年代晚期威廉德国的经济泡沫，到1928~1932 年魏玛共和国的通货紧缩。从某个层面来说，这是一部经济史，但笔者把经济分析融入了社会、政治和外交的大背景之下。故事还有一位主角，那就是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而故事本身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