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裂变，中国路在何方？读《大拐点》

南柯一梦

2012-06-20 16:31:00

序言

“笨蛋，重要的是经济！”

　　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神话般地赢了海湾战争，炙手可热。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海湾战争大捷之后老布什第一次光临国会的情形，两党议员夹道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可谓荣耀备至。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显然老布什输在了经济。可见，年轻的克林顿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奥妙是颇有心得的。　　不过，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极端的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本书想要提醒人们，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神奇的经济永动机会力有不逮。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仍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我非常愿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毫无疑问，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恐怕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在本书中，我将详细阐述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也详尽阐述创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这个增长率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而言，是值得艳羡的速度。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但对于中国，恐怕与大萧条无异。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奏效，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　　不仅如此，人为地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不道德剥夺的嫌疑。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　　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小企业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且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后一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这也是那些高擎增长大旗的分利集团不断挟持中国政策的重要理由），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地降临。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有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　　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我深信，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　　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是为序。

读点：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

文/袁剑（著名学者）踯躅于金融危机的废墟之上，西方的思想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似乎陷入了普遍的困惑与焦虑。茫然四顾之际，他们蓦然在东方找到了重建的灵感。于是，中国模式的言说开始甚嚣尘上。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缘起于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一直处于某种主流思想的质疑之中，但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以桀骜不驯的方式一次次粉碎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人们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的确是一个奇迹。奇迹之所以为奇迹，就是因为它超出了现有思想的解释能力。不幸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所谓中国经济奇迹都是一个想象和杜撰之物。
中国经济之所以被视为奇迹，乃是由于其持续的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但是放眼全球的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与中国同样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实在非常之多。以金砖四国为例，在采取了某种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之后，它们几乎都实现了相当持续的高速增长。虽然这几个国家在整体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如中国高，但无论如何都属于中、高速增长区间。换言之，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中国与其他三国并没有质的区别，而更多的是量的区别。
考虑到这些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几乎发生同一时期，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它们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伴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扩张。正是这两个因素推动了金砖四国在最近一二十年的共同的高速增长。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其他三国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很容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释。
在我看来，中国各级政府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以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的投资能力(高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个经济体那一部分的恰当解释。前者使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后者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较之其他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结构上更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稳定。
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高出其他经济体的那一部分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以结构的失衡，社会的断裂为代价的。而这种成本现在已经越来越为我们所痛苦地感受到，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麻烦。
的确，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向社会和未来转移成本的能力，但成本不是不在了，它只是藏在我们用传统会计方法无法观察到的地方。这种成本我们总会在未来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支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可能就不再那么耀眼了。如果一定要称之为奇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印度、巴西……甚至更多国家。
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一个长周期扩张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则是中国政府在压低企业成本、政府成本上无与伦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如果它有的话)的真正内核。
一般而言，所谓模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结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其稳定性、持续性还远远没有受到时间和危机的考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动力逐渐衰竭的今天，中国曾经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制度结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证诸历史，那些成功并为后来者效仿的所谓模式，无一不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革新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我以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而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从未经受过任何重大危机考验的今天，就开始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未免过于心急，也过于轻率了。
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特精神独特价值的外化过程。易言之，包裹于所谓模式之内的，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文化。无论是外部的中国模式论者或内部的中国模式论者，都试图从中国的独特文化或者文明中去寻找思想根源。但实际上，在我看来，除了肤色之外，从思维模式、话语结构到世俗伦理、制度架构，那些在侃侃而谈的中国模式论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建构中国模式的理论时，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方法，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着西方意味。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一个事实。所谓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不过是可以聊以表达我们民族特性的一个空洞符号。或者，它只是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书呆子们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情绪投射。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洞察我们今天的历史起点，才能真正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化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在未来复活。在阅读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时，我非常惊讶于作者对中华文明在未来的那种想象，但坦率说，那仅仅是一种想象——一种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满而急切寻找替代物的想象。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