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真的能够自我运行嘛？读《经济学的真相:超越看不见的手》

有趣的灵魂

2012-06-20 17:06:00

序言

在经济学中，大量文献证明了自由竞争市场是如何具有若干吸引人的特质的。作为一个“如果……那么……”的命题，命题本身无疑是有效的。自由市场能够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性的运作模式。即使这些社会目标并没有得到组成社会的个人认真审视。或者，就像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自由市场的均衡会是有效的，即使它只是每一个个人追求狭隘自我利益的结果。这些结论由很多带有现代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力量性特点的定理所给出。

像游说者、律师、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这样的专业人士，如果被过时的经济学文献的错误所误导，他们就不能意识到。尽管教科书中理论上的自由市场可能具有上述的所有优点，但这种自由市场在现宴中并不存在或可能不存在。更进一步说，人们甚至不能做出一个“保留性的断言”(limiting claim)——认为接近极端的完全市场条件就能使我们达到某种社会理想。自由市场观念是一项强大的智力成果，同时也是一项伟大的审美巨作，但是对它的过分滥用已经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制定政策、考虑全球化问题和回应异议的时候。
本书试图表达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它的建立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不论是来自街头巷议还是来自顽固的抗议者，尽管他们对全球化和公司化的反对可能是无法自圆其说甚至是前后不一致的，但他们的声音是对当代经济学及其对世界政策制定的不适当影响的一种真正、合理的批判。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用到被称作当代经济学重要标志和必备工具的代数、微积分、几何学，当然也更不会用牵强的拓扑学。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们也能理解我的观点。与此同时，这也是一部有意向职业经济学家发起某种挑战的专著。但是。因为本人熟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为自己打造了不容置疑的学术外壳，因此我承认，我取胜的关键来源于那些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人们的支持。然而，这并不是否认，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位于最前沿的经济学家们之中，有人会持有和本书接下来论述的相似的态度和方法，但是他们只构成了一小部分。
本书主要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一种对社会和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特别视角。它也对规范性的经济学进行了评论，但少之又少。当代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结论是被数理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动的。这就意味着，尽管某些思想可能非常重要，但在数学运用上不足够艰深，则它很可能会被束之高阁。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要理解为就是值得推崇的)；科学期刊不愿出版缺乏挑战性分析的论文，而且复杂化是一种持久性的力量。这种对复杂性的追逐不利于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我们总是试图去发现更复杂的真相或真理。以至于将最简单的真理忽略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它的作者已经不得而知。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在一次前往英国乡村的侦查途中疲惫不堪，决定在野外搭起帐篷休息。睡到半夜，福尔摩斯推醒一旁的华生，说：“看到这么多星星你想到了什么？”华生揉揉眼睛，看着无边无际的天空，说：“生活在伦敦，人们是意识不到天上会有这么多的星星的。嗯，既然有如此之多的星星，我们可以推断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星系。如果有如此之多的星系。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存在着一些像地球一样的行星。既然存在一些这样的行星，就必然会有智力生物在这样的行星上。因此我得出这样的推论：在我们之外的宇宙中存在智力生物。”福尔摩斯愤怒地看着他回答道：“我们的帐篷被偷走了。” 华生的错误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是相当泛滥的。我决定远离形式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更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复杂化的陷阱。这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它源于这样一种理念：一些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观点有时可以是非常简单的。然而我们的教授们受到“华生的错误”的影响，使我们越来越远地偏离了这一理念。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之前的作品《政治经济学的前奏：关于经济学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的研究》的续篇。但我还是完成了它。使它能够独立存在。事实上，如果想要读懂这本书，只需要初级的经济学的基础和演绎推理的偏好就可以了。我从零开始，叙述了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出现在第二章，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们只需要快速浏览这一章就可以了。为了让本书更利于独立阅读，我总结了一些在我的《政治经济学的前奏》中出现过的观点。和《前奏》相同，本书的核心理念是：经济必须被看作是深深根植于社会和政治之中的。在这里，我更进一步认为，想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打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束缚。如果做不到这样的话，这种束缚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也会成为给经济学着色甚多的保守主义的根源。至少，我们应当考察社会规范与身份(identity)的空间，考察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以及经济又是怎样塑造准则的。如果处理得当，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制定政策的方式。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规则的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生长在加尔备答一个传统的孟加拉家庭。在这里，如果有孩子在场，大人们在谈论哪个亲戚有婚外情时会压低他们的声音。当谈论哪个亲戚在玩股票时，也会同样压低他们的声音。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理所应当地接受了这一行为暗含的社会规则。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另外的环境里，这两种谈论场景中的分贝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这些规则和共同的理念，以及强加于个人的社会压力，如果我们认为它们对经济运行无关紧要，将会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然而，另一方面，正确合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又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在提出了待分析的复杂问题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沿循完全未知的思想路线，因为经济学家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虽然本书的观点可以讲给门外汉，但并不意味着这只是一本床头读物。读者们必须用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
每当审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时，我们就会发现很深的断层贯穿于这门学科的实证和规范部分。随着我们为了消除这些构造上的缺陷而对经济学进行部分重建时，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原本一些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之为错误的政治议案在本质上与经济理论是相容的。这样一来，我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对于规范性思想与政治活动就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当然，本书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而且我不得不承认鉴于我个人经验和能力所限，我能够做到的，只是在这一巨大的领域发挥我微薄的力量。正如作为天主教修女和艺术评论家的温迪嬷嬷在评论大卫·霍克内的画作《尼克家泳池中出水的裸体皮特》时所说的：“艺术家们只能创作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作品……让霍克内出于崇高的政治原因，从而决定创作一些类似布拉德福特雨中等候救济的长队之类的画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仅有意图并不足以让作品本身取得辉煌的结果。”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它既希望能够使那些关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日常事务的门外汉感兴趣，同时它也希望能够让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审视他们学科中的基本假设。但是，且让我到此为止吧。经验告诉我，给读者们过高的期望只会带给他们失望。我刚刚完成博士学位回到印度时，我母亲出于对我能力的信任，说服加尔各答郊区的一所贫困儿童学校的校长邀请我为孩子们作一次演讲。在演讲开始之前，母亲向校长介绍了我有多么闻名和出、色。随后我们来到教室，四五十名十几岁的孩子在大厅里吵吵闹闹。校长开始讲话了，他告诉孩子们能听到我的演讲是他们的荣幸，我致力于在印度传播教育，以及我是一名热衷改革的经济学家。他的介绍没完没了，并且介绍我时总是说“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如何如何。起初我还为介绍的长度和内容感到困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可怜的人忘了我的名字，他只是为了等待一点提示而在拖延时间。但是他没有等来。最后，他只有放弃了，转向我说：“对不起先生，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些孩子很穷，但他们并不傻。教室立刻骚乱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差的一次演讲。
我只想说，我的希望是，尽管本书能够到达的高度可能会因为它的作者自身的能力而受限(我很了解它的严重性)，但它还是会在智力上和技术上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从长远角度看，本书可以作为一种引导，它将人们引向积极的经济学，并且由此而产生的政策和行为会将人们领向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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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超越“看不见的手”？

文/陈涛 “看不见的手”并非《国富论》的核心。就这个话题，斯密讲的是，经济能自我运行，市场秩序不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协调者。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把他的话敲定成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竞争经济中的所有参与者都能理性根据个人利益自由选择，达成的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主流经济学所要证明的是，利己主义和“看不见的手”之上的经济秩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好的。问题是，果真如此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巴苏在《经济学的真相：超越看不见的手》一书中说，其实200年来人们一直误解了斯密。按照经济学“如果…那么”的逻辑，如果个体是理性的，那么狭隘的自利可以带来社会福利和市场均衡，尽管这个结果是个体无意中达成的。可是，个体理性吗？很多人从行为理论证明了未必如此。读过科佩尔《非理性投资》的人知道，行为金融学就告诉我们直觉对投资一样重要。接下来的是，个体理性能达成群体理性吗？个体效益最大化可以推导群体效益最大化？巴苏特别讲到了社会规则。他说，这个世界更多的靠规则来运转，而不是某些人眼中漫天的阴谋。不过，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规则。比如在日本，即使无人的半夜，开车的人还是会遵守信号灯；而在印度，即便光天化日，如果有空隙不插队，也是不能被理解的。当然了，社会规则存在是一回事，被发现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需要知道，存在“看不见的手”就一定带来正面性吗？巴苏讲到了卡夫卡的小说《审判》，那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小说中的约瑟夫·K因未知罪名被起诉和处死。卡夫卡笔下的社会，所有个体只在乎自己，结果却产生了凌驾于任何个体之上的力量。“看不见的手”是正面抑或负面，离不开道德因素。如果追求个人利益真能带来社会福利，那么道德问题也就消失了，因为道德问题关注的正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有谁能保证个体都能怀揣良好意愿和道德来追求私利呢？只要有“看不见的手”，人的自利就有利社会？如果真这样，那经济秩序还需要政府干预吗？事实是，政府对保障经济效率和公平至关重要，否则，如果只是按市场交易，“自愿成为奴隶”也可以成立了？这无疑是歧视性的，因为这种交易的权利仅仅被赋予给了有色人种。巴苏质问道，那些效率低下的人就只能“享受”赤贫和失去医保吗？更糟糕的是，大量资料证明，穷人并不总是效率低下的人，而富裕的出身却常常有助于人更富裕。如此看来，“看不见的手”创造了效率的同时，通常也带来了不公平和贫穷的副产品。显然，这些不是“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的。巴苏说，所以我们才看到为什么有的经济体成功，而有的失败。这样，就剩下利他主义来解释了。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并未正视，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个体也可能牺牲自己来服务集体。人的本性未必是自利的，但可以被教导成这样。不过巴苏也指出，在群体内和在群体外，利他可能不同，对相同身份的人和不同身份的人，个体的利他表现有别。好了，那些认为现存经济秩序就是最好选择的人坚称，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设法让现有体系顺利运行，而不是要什么重大改革。巴苏可不这样认为，他说，所谓大政府、小政府这类的话题本身就在误导我们偏离经济的主题。穷人为什么革命？是因为不平等的增长，而他们没有选择。什么是选择？选择什么？巴苏讲了一个他的故事。他曾遭遇校园抢劫，他的选择是交出了手表，保全性命。在他看来，交出手表也是选择。但是，有选择不等于非强迫。同样的，即使市场交易是自愿的，如果交易的一方不理解交易的含义，那么交易仍然要受到质疑。说到选择，什么是所谓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有过选择吗？没有选择，那又算什么必然呢？如网络上有文章说的，革命从来不是什么“必然”，“选择”罢了。关键是，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