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革命究竟和超稳定系统是什么关系？读《兴盛与危机》

南归_教育

2012-06-18 11:21:00

1992年增订本序言

在《兴盛与危机》（增订本）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回想这本书的写作、出版经过，不禁感慨万千。也许，这一过程恰好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思考及其所处的时代变局的关系。

二十年前，我们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高压统治，我们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约在1974年前后，写出了四万字的研究提纲，运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检视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的周期性振荡及其巨大稳定性的联系，并且还讨论到“文革”现象。1979年春，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卷起之初，我们在纪念“五四”60周年的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超稳定系统假说，发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1980年年初，《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第一、第二期连载了我们的长篇论文，论文只讨论到1840年前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
1980年9月，一位素不相识的女编辑闯到我们六平方米的小办公室，自我介绍说:“我叫胡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她请我们把《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论文，写成一本专著。当时，我们藉藉无名，出版社凭什么相信两位从未写过专著的作者?“你们写吧，”她口气十分肯定，“你们的观点和方法对史学界是一个大突破，应该鼓励学术上的创见。作为一个编辑，一生能出几本好书，就是最大的满足。”我们答应放下其他工作，一年交稿。
1981年9月，我们如期完稿。但书的出版是1984年4月。当初，胡凡告诉我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书周期为三个月，1982年年初可出版。事实上，拖了两年多。因为，在1981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两次整肃中，我们的超稳定系统假说均遭到批判，被指为发结构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在这顶政治性大帽子下，胡凡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她说:“我这个人就是有一股犟脾气。”凭着这股犟脾气，她据理力争，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不知折腾了多少回合。我们担心这会对她的处境不利，要撤回书稿，她也不肯。1984年，《兴盛与危机》终于出版时，前面加了个“出版说明”。海外读者可能不明白，既然任何学术著作都有探索性，为什么要加上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说明呢?事实上，绝大多数书籍前也都没有“出版说明”。其实，这是出版社的自我保护办法，万一有关方面怪罪下来，可以有个交代。
《兴盛与危机》出版于一个全民族历史性反思的关头，它立即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国内三次加印，香港销路畅顺;1986年，谷风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1987年日本研文出版社出版了简写本日文版。1986年我们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研究一年，其间写了〈论历史研究的整体方法〉，说明我们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派、帕森思结构功能派等不同学派的异同。1989年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将《兴盛与危机》连同这篇发表于《知识分子》（纽约， 1987年）的论文和其他评介文章，一起出版，并冠以“修订本”的名义。其实，该版本的内容和文字均保持了湖南版原样。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才是我们大幅度修订过的修订版。为了区别于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的“修订本”，我们将本书称为增订本。
增订本在中大出版，也有一段曲折。
1987年我们访美一年回国。我们这时已阅读了不少有关文献，这是1980年写作书稿时所不可能读到的;同时也看到一些对《兴盛与危机》的评论。这时，胡凡又找到我们，她仍不减当年的热情和坚定，一意请求我们修订《兴盛与危机》。她自己因为出版这本书和其他事情，已从湖南人民出版社调往江苏人民出版社，因此增订本决定在南京出版。我们于1988年投入修订工作。1989年4 月初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时，我们正在看增订本的清样。4月中旬，胡耀邦先生去世，由此引发的学生运动迅猛展开。4月底，我们回北京参加“五四”70周年的学术会议，5月中旬回港。半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尚未付印的《兴盛与危机》增订本也就因此而搁浅了，一搁就是两年。前不久，我们的朋友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去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詹德隆先生商议，结果决定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此，我们衷心地感谢陈、詹二先生的支持。俗话说，好事多磨。也许，一本企图在理论上创新的著作，不仅构思写作要经过十余年磨炼，就是它的出版过程，也要经过风风雨雨的考验。
下面，我们再谈谈增订本与原著的不同之处。
第一，《兴盛与危机》是引进新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结构的一个尝试，而我们在1980年写作书稿时对海外社会科学理论所知甚少，只能本着控制论、系统论的基本概念，提出我们的理论假说，并试图建立一般性理论架构，这就是原书第九章“社会结构与文明演化”。在修订过程中，我们着力重写了这一章，改名为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本书第十章）。该章分析了我们的观点与结构功能派的不同，特别是与其静态观的不同，力图从社会组织方式和演变的角度，说明不同文明的不同社会形态及演化模式。对原先提出的概念和方法，我们也作出了较精确的定义和说明。
第二，增订本新加了“科学技术与古代社会”一章。1980年我们写作《兴盛与危机》时，忽略了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李约瑟曾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问题”。70年代，马克·艾文（Mark Elvin）提出高水平陷阱说，从人口、土地、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我们曾与樊洪业合作，于1982 1983年作出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社会结构的研究。因此，现在新写的这一章（本书第九章），探讨了“李约瑟问题”与超稳定系统假说之间的关系，增强了研究的整体性。
第三，《兴盛与危机》出版几年来，曾引起广泛的讨论。这本书曾受到非学术的政治性指责，也有海外学者提出学术性批评。对于前者，我们的态度是不去理会。然而，至今我们还从没有对学术性的批评作出回应。我们认为，严肃的学术批评和讨论是以逻辑和事实去验证假说是否成立。这种认真而又严峻的坦诚相见，是探索和追求真理所必须经过的步骤。因此，我们这一增订本的目的在于:用近年来我们所了解的海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假说作一次较全面的检验。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对批评的一种回应。
如何使增订本既能反映这一检验过程，又保持清晰简洁的风格呢?除了对原文做必要的改正和少量补充外，我们主要采用注释方式，即把印证或挑战我们观点的材料和研究，以及一些说明性的材料，用［］号标出，放到各章后面的注释中。
除了上述说到的新写的第九、第十章之外，增订本对原著第一章和第八章也做出较大的修改。第一章对全书提出的中心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及所使用的概念，给出了较明确的界定。第八章是讨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一章比较薄弱。增订本虽然没有改变原书观点，但吸收了某些海外港台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以使我们的表述较为准确。
经过上述修订，现增订本比原著增加了8万字。无论是在我们加注，或新增，或改写，或重写的章节中，都包含了我们对一些批评意见的非辩驳性的回答。增订本中保留了原著的序言和后记，以表示我们对曾经帮助和支持写作本书的朋友们，特别是对老包的怀念和感谢。
我们这一个迟来的增订本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可能会带进新问题。但我们希望它能取代现在市面流行的原有版本。因为这一增订本代表了我们目前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观点，也是我们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宏观演变过程的起点。

金观涛刘青峰

1991年8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读点：书与人生

写在《兴盛与危机》（增订本）、《开放中的变迁》再版之际
法律出版社出版这两本近二十年前在香港印行的旧作，我们意外、高兴之余，也感慨万千。我们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以超稳定结构假说来分析中国社会及文化在两千多年间的演变，姑且不论对其褒贬评价，它已成为我们的学术符号。三四十年来，从我们年轻时代的思考，到1980年代热情投身于民间文化运动，再到近二十余年沉潜于学术，一直围绕着这一假说的提出、研究和不断深化，也记录着各地出版社、编辑与我们的缘分。伴随着时代变迁，是我们辗转于北京、贵州、杭州、郑州、北京，再到香港、台北的人生。熟悉的城市和景观已永远消失，当年种下的树苗已长成大树，我们亦从中青年步入老年，唯独不变的，是我们仍然在思考、研究中国社会这个超稳定系统。
1981年，我们完成《兴盛与危机》写作之后，这本书便进入当时以出书快而闻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漫长曲折审编过程。到1983 年尚不能确知出版日期，于是，该书简写本《在历史的表像背后》便收入第一批《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它成为火红1980年代的畅销书之一。湖南出版《兴盛与危机》之后过了三年，1987年夏我们结束访美一年回到北京，已调至江苏人民的胡凡女士再次登门，希望我们针对该书引起的广泛讨论作出修订并重新出版。就在修订稿基本完成之时，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此后长期留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1992年，《兴盛与危机》增订本只能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从1984年算起，26年间《兴盛与危机》，该书先后出版了简繁简体字不同版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香港版《兴盛与危机》增订本的副标题，由1984年湖南版的“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改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删去了“封建”两个字。1993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开放中的变迁》是《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副标题“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也没有“封建”二字。近十多年来，我们从事关键词研究，认为从关键词使用的变化可以追踪历史足迹，那么，我们著作的副标题中“封建”这一关键词从有到无，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轨迹呢?
按学术规范，用“封建”一词指涉从秦汉到民国前的中国社会，显然不很确切。表面上看，使用术语的变化，是与我们从北京来到香港，为了与海外学术用语一致，其实并不尽然如此。因为，“封建”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用语，它饱含着几代人痛苦而复杂的思想历程。
在受共产主义革命教育成长起来一代人的语汇中，“封建”是描述中国两千年间的君主专制独裁和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专有名词，是中国革命要推翻、打倒的对象。当20世纪中国的不断革命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在追求解放全人类的崇高道德理想目标下，全民狂热追随伟大领袖，砸烂旧世界，彻底革命。现实生活却是几亿人互相残酷斗争，人的生命尊严扫地。“文革”发生时，我们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作为在反封建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还有什么能比 “封建”的复活更触目惊心的呢?我们开始思考革命后的现代中国是否与革命力图摧毁的古代制度存在着某种关联。我们决定放弃原有专业，转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进入幽暗漫长的历史隧道。
1970年代初，我们已具备用超稳定系统解释中国朝代循环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文革”结束，1980年，偏远的贵州师院学报上发表了我们研究的初步成果。它之所以能立刻引起广泛重视和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不正是经历了“文革”一代人的共同思考吗?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第二次启蒙热潮中，我们写作中使用“封建”一词，把它作为反思对象，自然不会觉察到得有什么不妥。
1989年，我们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后不久，就开始写《开放中的变迁》，它作为《兴盛与危机》的续篇，要解决的正是《兴盛与危机》一书隐含着尚未言明的主题。这就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究竟和超稳定系统是什么关系。虽然是同一问题意识进入更深层面，但“封建”一词毕竟已失去了中国启蒙思想大背景上的位置。我们用“传统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而没有用在学术上更为准确的“帝制时代”，这是因为任何纯学术的背后都存在思想的考虑。中国第二次启蒙虽然过去，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没有完成。我们意识到，其中涉及的人文社会探索，已远越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范围。正如“文革”终结了革命乌托邦使得现代性再次成为全人类的宿命一样，作为超稳定系统的中国传统社会演化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它将为人类社会普遍历史提供新的视角。事实上，出版《开放中的变迁》并不是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研究的终点，而是走向思想史、观念史和轴心文明比较史的起点。我们至今仍缓慢地行走在这条看不到头的探索之路上。
今天，21世纪已过去十年。而我们是20世纪的人，“文革”前曾立志献身于科学，“文革”使我们成为反思的一代。对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由这个出发点对人类处境的思考，是反思的一代的共同宿命。时光流逝，我们从启蒙大潮中心走到边缘岛屿，始终不能忘怀中国的文化建设。在这两本旧作再版之时，我们渴望能与不相识的年轻读者思想交流，犹如我们回到青年时代，与南来北往的朋友彻夜促膝长谈。我们相信，每当中国发生巨变时，历史上曾经触动几代人心灵的问题，总会一再震响。

金观涛、刘青峰

2010年10月于台北木栅化南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