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制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

待我归兮

2012-08-27 19:10:00

足足有两个世纪，雅典人拥有着经济增长的绝佳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可是为何他们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世界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大约出现在19世纪。19世纪前，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就是“贫穷和短缺”，凶杀比意外死亡更常见，绑架是种谋生之道。甚至，英国首相如果不携带剑、匕首或手枪，绝不敢贸然上街。但在19世纪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如何发生的？国家何以富裕或贫穷，何以民主或集权？伯恩斯坦提出：是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交通和通讯技术改善这四大因素，让现代财富生根发芽。

全书概要

文/慧阅读

【除了工业革命，英国的繁荣也得益于农业革命】
英国农业人口相对比例的下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贯穿几个世纪。最迅速的下降发生在19世纪中期，即发生在工业革命明显开始后的一个多世纪。假设一个国家，它从完全的农业经济，过渡到有一半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的经济，那么为了避免食物进口，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必须提高一倍的农业生产力。实际上，这个过程只是部分实现了，食物进口以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共同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尽管如此，一个国家若要实现繁荣，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提高农业生产力，意味着更少的农业劳动力需求。迫使富余劳动力寻找别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和工业劳动力在支出了食宿费用后，还有多余的钱购买不断出现的工业品。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在农业上自给自足，农业的进出口数量大致相等。由于法国局势动荡，缺乏从法国进口食物的合理价格、可靠来源，为了实现工业化，英国的农业生产力必须提高。
机械化对工业革命的贡献显而易见：改善了粮食轮作安排和收割计划等等。最大的收获源于普通手工机械的改善。或许最有价值的进步，是1830年罗瑟拉姆三角犁的发明。阿什顿将其描述为“自铁器时代以来，耕犁设计上最伟大的改善”。它的出现使得耕地的生产力，迅速提升至原来的两倍以上。英国成为第一个系统地将科学方法用于农业的国家。1838年，仿照培根皇家协会，君主特许设立皇家农业协会。
5年后，科学家们成立了罗沙姆斯泰德农业试验站，并对农地展开系统性的试验。这些机构的设立，标志着科学方法的开端，并立即在农业技术上取得成效，尤其是在改善氮肥的供应上。密集的农业生产，很快消耗掉了土壤中的硝酸盐，这种硝酸盐只能缓慢地通过细菌的固化作用，将空气中的氮元素转成植物可吸收的形式。实验站很快就发现，苜蓿和豆荚类植物能吸引固氮细菌，并推断农民通过在作物中种植苜蓿就可以将产量翻番。
【圈地成就了英法，却没有成就西班牙】
西班牙封建制度的历史，以及从殖民地源源流入的财富，使其无法判断有效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即使是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也朦胧地了解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臣民经济利益的相关性，而西班牙却并非如此。美洲白银、战利品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贡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何必还要费心思考商业、工业的发展和臣民的福利呢？此外，公元1200年后，西班牙王室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税收体制。在那期间，羊毛工业收到国家最大土地所有者的控制，也就是20余个叫做大公家族的土地所有者。
在13世纪，皇室向大公家族的牧羊场联盟，授予放牧垄断权以换取财政收入。17世纪美洲金矿豪杰，以及部分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以后，牧羊垄断权便成为皇室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摩尔人和摩里斯科人被驱逐以后，西班牙南部的农业生产锐减，这引起了梅斯塔牧主公会的注意，他们认为南部温和的气候，在冬季放牧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皇室授予牧主公会垄断权，不仅包括摩尔人的财产，还包括摩尔人迁移经过的路线以及未开垦的土地。
为了保护放牧权，当地的农民禁止圈占公地。迁移的羊群很快破坏了乡村的树木、损害了农业，使得土地贬值。梅斯塔牧主公会的牧羊人，烧毁树木以改善放牧条件，导致土地被进一步侵蚀。迁移的梅斯塔牧主公会，甚至在城镇的公地上进行放牧。简言之，“梅斯塔牧主公会的特权，就像中世纪贵族的狩猎特权一样。他们阻碍农业的发展，并将一些本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土地变为不毛之地”。
在那个时期，垄断权的出售是国家最便利的税收方式，也是一种让人上瘾的速效政策，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但阻碍长期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梅斯塔牧主公会窃取了西班牙圈地的农业优势，而圈地正是促进英国和法国农村发展的动力。17世纪无休止的战争，加上殖民地的丢失，使得西班牙陷入了财政的恶性循环。
【乡村经济拯救了日本】
与其说德川幕府提供的和平秩序带来了经济增长，不如说它迫使经济增长。他们将武士们迁移到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于是，大量的商人逃离这些严格管制的封地，来到了农村地区。农村不存在阻碍商业发展的严格税收和行业管制。除了这一点，农村还存在其他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丰富的水利资源以及灵活的农民基础，他们能够适应货币经济，且能够在农场和工厂中交替工作。当时，日本农村的两个优势，灵活的劳动力和水利，是工业化的关键前提。
1868年，当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并带来日本工业革命的时候，农村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他们随时可以操作新型的欧洲机器。1880年，即英国建立横滨到东京的铁路后的第八年，一支由日本自己的“乡村工业学校”训练出来的本地劳动力队伍，就在山地农村建立了一条连接精度和大津的铁路。因此，在没有武士统治的地方，日本的经济开始活跃了起来。
在地球的另一端，当荷兰在经济上自我毁灭的时候，德川幕府严格的社会结构，剥夺了几乎所有平民的财产权，抑制了有效资本市场的发展。正如法国和西班牙王室所做的一样，德川幕府和封建领主，将贸易、工业和行业垄断权，当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通常情况下，这种税收来源是不成文的。大多数的支付，都是以“进贡”和“感谢金”的形式出现的，这就造成了政府文化的腐败，并持续至今。
德川幕府占据日本三分之一的耕地，其余的耕地属于200多名封建领主。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偶尔会将小块土地分给农民个人，但是不允许他们出售土地。农民可以抵押土地获得借款，即便农民的土地不能出售，但他们的土地抵押赎回权却可以被取消。闭关锁国阻隔了西方科学启蒙的影响，这种自我施加的贸易禁运，使得岛屿地理优势难以被利用。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正是得益于这种优势。日本落后于西方国家，到了19世纪中期，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英国的四分之一。
【荷兰的繁荣源自运输业】
在运输领域，荷兰是幸运的。一般情况下，水路运输一直以来都是比陆地运输便宜，尤其是在蒸汽机发明出来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荷兰一样，以如此快的速度和如此便宜的价格运输货物。这个面积不大且地势平坦的国家，布满了运河和水路，其中许多运河和水路是垦荒的产物。荷兰还为这些几近天然的水路运输系统，添加了带牵引设施的运河，将荷兰沿海的绝大多数城市连接了起来。
最初，由于高昂的通行费，荷兰的水路运输发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则绕开妨碍水路交通发展的市政当局，转向其他路线。然而到了1631年，荷兰主要城市达成了一种自由贸易协定，运河的开凿才得以蓬勃发展。由于煤泥矿业的庞大运输量，只有通过船运才能降低成本，所以运河交通的发展与煤泥矿业联系紧密。当煤泥需求旺盛的时候，利润丰厚，运河建设量猛增。到了1665年，荷兰已经建设了将近400英里的运河，为本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内运系统。
到了公元1700年，荷兰人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英国的两倍，而英国已经是最接近它的竞争者。此外，荷兰还拥有无与伦比的金融体系、运输体系和城市基础设施。尽管在这两个世纪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荷兰一直为生存而战，首先是反对西班牙王国的独立战争，随后是与法国和英国的对抗，但是荷兰却拥有欧洲最美丽的城市风景。
衡量以往城市繁荣程度的最佳指标之一，就是计算城市人口的比例。这个比例越高，则社会越繁荣。到了17世纪中期，荷兰的沿海区域，包括阿姆斯特丹、哈姆勒、莱顿、海牙、代夫特、鹿特丹、高达和乌德勒支，被称为繁华的狭长地带。它们成了美国东北部走廊的原型，约容纳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公元1700年，34%的荷兰人居住在城市，远远高于英国的13%、法国的9%和意大利的15%。
【中东地区落后的根源在于财产权和法治的落后】
中东地区要实现繁荣，最需要的条件就是财产权和法治。即使在今天，这一西式权利的概念，在中东也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这种不受欢迎的程度，甚至扩展到了法律行业。现代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极权”国家，如果国家的法律不受限制，那么再严格的法律法规也不起作用。无法律社会的特征笼罩着整个伊斯兰世界，富人区甚至政府办公室，都用顶部安装带刺金属丝和玻璃碎片的高墙来保护。
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做过一个可靠的研究，该研究表明，中东地区沙漠的大范围扩散，在某种程度上与土地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有关。在罗马的统治下，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曾经森林茂密、土地肥沃，但随着伊斯兰王国的出现，这里变得干燥而贫瘠。与10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相比，在古罗马时期，北非的人口和农业产出要高得多。
奥斯曼帝国的灌溉技术与它的历史一样古老。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种水利文明，古罗马人通过庞大的灌溉工程，成功地开垦了北非沙漠的大片区域。阿拉伯和奥斯曼统治下有效财产制度的缺失，使得这些灌溉工程逐渐废弃了，人口也随之下降。令人吃惊的是，通过古罗马时期的旧灌溉系统，许多考古学家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气，就能依靠自流井压力重建灌溉设施，而这些设施却沉睡了1000多年。
从逻辑上看，阿拉伯的游牧传统工业，也是缺乏明晰产权的结果。山羊群是高度流动的，到处吃草--在一个人们对土地没有明晰产权，而且伊斯兰教国王随时可以剥夺农民和牧民财产的地区，这是它的理想特点。啃食近地植被的山羊，能很快将土地变成不毛之地。山羊走到哪里，哪里的土地就变得贫瘠，沙漠面积就不断扩大。只要实际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人们就不会灌溉、耕作、施肥。年复一年，阿拉伯版本的公地悲剧（过度放牧，山羊随地啃食牧草），导致越来越多的边缘土地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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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繁荣不是人傻钱多

文/生于1975 （出版从业者）
教科书中，一个国家的实力被称为综合国力，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在内形成的综合国力。而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尽量避免争论，淡化思想和文化上的分歧，伟人说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一个民族兴旺和强盛的关键，而另一伟人也说过，搁置争议谋求发展——所以，体育和娱乐一度取代思想而成为文化的中心，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制造崛起之后，人傻钱多就成为了很多中国企业及其商人的代名词。　　这么说，或许有点刻薄，但在伯恩斯坦的《繁荣的背后》一书中，却对经济增长的路线图进行了梳理，虽然，经济关系国计民生，但它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取决于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这四大要素。这其中，财产权是核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产权制度，即保护公民合法获取的财富不被他人或公权力所占有。记得去年中国科技企业纷纷在美国上市后，媒体曾报道中国又有多少百万、千万富翁诞生，而到今年，却没见房价上涨多少，待问及这些期权富翁时，被告知那只是纸面财富，股价下跌后，政府还要征收45%的税，将这份财富与买彩票中奖获取的暴利等同视之，大家一盘算，还是只有继续租房度日。众所周知，股票期权被很多公司视之为工资的一部分，却被当做不义之财来征税，难怪大家感叹，再怎么奋斗也不如有个好爹，毕竟，遗产不用征税，这也就难怪，《非诚勿扰》中，富二代比创业的小老板还是要吃香很多。　　美国近日兴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但对于中国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最感谢的还只能是华尔街，虽然，国外投行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和盘剥令很多企业家敢怒不敢言，但他毕竟给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作为其偶像的乔布斯，也以其从一个弃儿、三次失败后站上世界之巅的事例，给了中国创新企业家们莫大的鼓舞，苹果应用商店的出现，更是改变了很多年轻程序员的命运。开复博士断言，下一个苹果和乔布斯不会出现在中国，我想，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欠缺，而是，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资本市场来培育和保护它的成长。　　在这本《繁荣的背后》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惠更斯和帕潘不能获得学术探索的自由，瓦特和莫尔斯不能获得专利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库克和慧斯不能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那么，铁路、电报和电网便不可能惠及千家万户。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法律和资本市场的支持，每个年轻人才有在议会上说服权利当局、在媒体上推广自己“I have a dream”的可能，并且，不断的将其实现。乔布斯的“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延续，与中国青年对权力的崇拜——“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一样，深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　　作为神经病学专家写作的经济史著作，伯恩斯坦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颖的观点，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都是常识，是对孩子进行财富和历史观教育的基本材料。生产力的两大因素中，劳动者是位居首位的，而要让一个人成为一个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这四大要素所形成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是解放人的创造力、将其天赋和抱负实现的基本前提。而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成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而不是继承者，持续繁荣才可能成为现实而不是口号。否则，一乱一治之后，兴衰交替的历史宿命，还会再次上演。　　所以，经济的繁荣不是作为货币的钱的增加——《货币战争》告诉我们，那只是银行控制的一个数字。在我看来，全民都信奉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并以此来形成的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才是科技不断进步、思想不断突破、文化不断发展、人的素质不断提高的关键。只有崇尚科学理性，先富起来的人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危机的使命感，不会被人称作人傻钱多的暴发户，从而减少社会矛盾，更好的保护环境和珍惜生产资料，让我们的生产生活得以持续，家园不会变成荒原。同时，在大学生找工作日益艰难的今天，也只有崇尚科学理性，思想和教育不会才因为功利主义的抬头而被视为无用，诈骗、传销和迷信才会毫无立锥之地，愤怒和盲目才会逐渐被思考和创新所取代，并且，不会一味追捧娱乐和八卦，陷入娱乐至死的境地。

序：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

如果说经济学中有哪一个属于经久不衰的议题，我想那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亦即什么因素导致或阻碍了经济增长。作为现代经济学诞生标志的《国富论》，其核心内容便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后讨论经济增长的著述层出不穷且不胜枚举。进入21世纪以来，至少有两部以“经济增长”为书名的著作出自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其一是达龙·阿赛莫格鲁的《现代经济增长引论》(2008)，其二为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的《经济增长》(2006)。或许是因为知道我长期关注这一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编辑3个多月前寄来一部译稿，书名叫《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希望我写一篇序言。翻看了一下前言和目录后我就允诺下来，因为我预感此书非同一般，读后会使人有感而发，而且我还发现此书的叙述风格颇符合我的阅读口味。
本书英文版见于2004年，其作者威廉·伯恩斯坦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探索那些19世纪早期出现的引发当代经济起飞的文化和历史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在历史叙述中说明世界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建立起一个整理裁剪史实的理论框架。历史叙述如果平铺直叙，往往会冗长乏味。为了使读者阅读时兴趣盎然，作者独具匠心地采集了众多引入入胜的历史故事。他对所建立并运用的理论框架的要求是，既能够解释所有国家的情况，又能够指明世界将走向何方。撰写序言意味着撰写者必须精读所“序”之书，而为这样一部书写序，真乃身心愉悦的过程。
按照经济史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所做的估算，18世纪之前的世界人均GDP增长总体而言可谓一潭死水，经济增长的历史性分水岭大约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整个19世纪，当时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为2％，从而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其实，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场伟大戏剧的开幕时间要更早些，捷足先登者为荷兰与英国。在1500～1700年这两个世纪中，荷兰人均GDP增长率为0．52％，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收入从754美元提升到2 110美元，英国与之相应的数字分别为O．28％、714美元和l 250美元。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大国中国和意大利停滞不前，均为零增长，法国则业绩居中，人均GDP增长率为0．15％，人均收入从727美元增至986美元。数字上的差异催生了问题：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回答人类近代史上这一重大问题，伯恩斯坦搭建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四位一体”的解释框架：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方法)、资本市场、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这四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财富增长逐渐生根发芽于英国格拉斯哥至意大利热那亚之间的地区。拥有了分析架构后，整部著作的叙述、论证的脉络便清晰可见，正所谓纲举目张。
在伯恩斯坦看来，实现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而在制度家族中，发挥顶梁柱功效的非财产权莫属。所谓财产权，是指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侵占的权利。保障一个人获得其创造物的绝大部分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